Home 专家文章

以“两大核心”改革推动全面经济改

发表于 2013-03-06    来源于:上海金融报

当前整个社会都在呼吁改革,比如说收入分配、消费不足、三农问题、城镇化、医疗养老教育等等各种问题。在这么多的问题当中,很多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涉及到深层次的问题。因此改革从哪里出发?这个局怎么破,怎么寻找到改革的抓手和突破口?

我认为,下一轮全面经济改革的行动框架应该是: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和要素价格“两大核心”改革为突破口。

从经济学原理出发,目前人们经常议论的经济运行中的各种各样问题,都可以用以下四种结构分析法进行归并和把握。

一是按国民生产总值的支出法角度分析,近10年来,投资、消费、净出口比例严重失衡,突出表现是消费不足,特别是消费中的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严重偏低。该比重从2000年的46.4%一路下滑,到2010年仅为33.8%,下降了12.6个百分点。

二是按国民生产总值的生产法角度分析,近10年来,产业结构发展不协调。在第二产业比重稳步上升的同时,资源节约、耗能少、具有劳动密集型特点的第三产业比重却在下降。

三是按国民生产总值的收入法角度分析,近10年来,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严重失调。居民薪酬收入占GDP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而政府收入占比却大幅上升。

四是从国际收支法角度来看,近10年来,出现了中国总储蓄远大于国内投资的不协调现象。最为突出的2007—2008年,经常账户盈余占GDP的比例两年平均高达9.6%,创历史记录。

以上从四个不同角度极简略概括了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特征、现象。仔细考察当前各种经济问题与矛盾背后的脉络,我们不难看出,它们之间存在因果循环和盘根错节的关系。最根本的原因是制度设计不当,如政府管制、金融改革滞后、要素价格不顺等,由此导致渐进转轨中市场边界划分不清。试图通过寻找某个单一的突破口,来全面解决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错综复杂的结构矛盾以及背后的制度问题,恐怕是不现实的。

寻找突破口和抓手,不同于寻找改革的核心问题、关键环节。譬如,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解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是基于当前经济运行中各种矛盾的高度概括与抽象,体现于一系列具体的制度政策。但是如果直接从政府机构改革、政府与市场关系入手,直指高度抽象的核心主题,既不好操作,又不具改革效率。中国未来的改革,要重新“出发”,就应该从两大核心改革推动四大重点改革。

在全国城乡,应尽快出台已讨论多年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改革方案应像“十八大”报告提出的“翻番”的量化目标,要有具体量化的目标。且不应将量化目标再下放有关部门进行反复低效的协调甚至“扯皮”,长期议而不决,会贻误整个改革进程。

改革方案应包括:未来八年,“提低、控高、扩中”必然涉及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城镇居民最低养老标准和贫困救助线等扶弱内容;明确逐年缩少城乡社会保障水平差距的量化目标;为解决居民预防性储蓄,制定逐步提高国民福利水平的各项社会保障量化目标。只要是坚定不移地推进以上三项改革,实实在在地逐年提高全体城乡居民统一的社会保障水平,必然会造成国家财政的入不敷出。由此,可进一步倒逼财税部门通盘考虑财税体制改革,制定中长期改革预算。与此同时,为解决因长期负利率形成的居民财产损失,金融部门要制定利率逐年市场化的改革方案。

而在农村,重点是必须进一步依法改革征地制度,将土地级差收入和长期增值收益真正归还给农民。目前,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超过城乡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这是导致城乡居民贫富差距拉大的显著原因之一。为此,要在农村经营性用地、宅基地“确权、登记、领证”基础上,真正回归落实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早已确立的“建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建立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两大原则。杜绝各地方政府沿袭过去以提高征地价值“补偿倍数”这一“恩赐”型行政方式,回归农民权益。

过去若干年,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形成投资、出口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除了因居民收入水平低、消费不足和外部经济繁荣的引致因素外,融资成本和环境资源成本低是另一个重要的供给因素。因此,进一步的改革逻辑,除了需要消除造成经济结构扭曲的需求因素外,还必须同时从供给方面加快改革。

制定利率、汇率市场化的渐进改革规划。明确在今后几年内,基本实现利率市场化和体现外汇供给平衡要求的真正的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在利率市场化改革后,银行存贷利差会缩小,竞争将加剧,为预防银行破产而引起的社会不稳,会倒逼存款保险制度加快出台。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后,可杜绝或消除监管部门长期以来因怕出风险而采取的“保姆式”监管和限制民间资金入股金融机构的各种行政限制,鼓励大力发展民间中小金融机构。同时,利率市场化改革后,由于利率由负转正,一方面可增加居民收入,促进消费,另一方面会出现体现社会资金供求的市场信号,激励企业、政府抑制高耗能和低效益的重复建设,引导资源的合理配置。利率及汇率市场化改革后,产品创新将更为活跃,在促进银行特别是国有大银行寻找、扶植更有活力、更具创新能力的民营中小企业,而非国有垄断大企业的同时,混业交叉产品会明显增多,这又将迫使“一行三会”监管部门不得不加快推出改善监管协调的方案。利率及汇率市场化改革后,还会有利于中央银行选择更为有效、灵活的间接调控方式,从而有利于抑制外汇储备的继续快速增长,相应加快资本管制的放开,进而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升中国经济的整体对外开放水平。

制定水、电、燃气、油、矿产等资源要素全面市场化的改革规划。在今后若干年,各类资源要素市场的改革应在目前各不相同的“阶梯价格改革”、“资源间联动改革”、“试点改革”等基础上,认真总结经验教训,限时制定出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水、电、燃气、油及矿产价格形成机制。加快这项改革,必然会造成一部分国有企业亏损,从而倒逼这些企业改革,引入民间股份,实施重组改造,减轻国家补贴负担与财政包袱;会倒逼政府行政部门削减各种行政审批权力,放宽管制,便于民间资金的投入,推进“大部制”改革(“大部制”改革的实质不是机构的“并并拆拆”,而是行政管制的放松与减少部门的协调,因而重要的是制度内容,而不是机构平台);会抑制过去不计成本、浪费资金与资源、破坏生态文明、片面追求投资扩张的恶习,从而进一步“逼迫”企业与地方政府寻找服务经济中的发展机会。最后,达到以市场信号,而不是通过层层政府行政指令以“拉郎配”方式,实现产业和区域结构的调整。

归纳以上“两大核心”改革的连锁反应,只要坚持改革不动摇,“两大核心”改革必然会强烈要求推动土地征地制度、社会保障、财税体制和“国退民进”四项重点内容改革。

(记者李茜根据夏斌在“2013第一财经上海浦东新年论坛”上的演讲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