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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宇:十三五——告别镀金时代穿越中等收入陷阱

发表于 2015-11-06    来源于:上海证券报

本文作者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邵宇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要诀是:提高中国在全球产业链条上的定位,对内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对外优化贸易和产品结构。转型原理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要把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从要素投入推进到要素投入效率的提升阶段,再到创新驱动的一个过程。由此,“十三五”规划的关键就非常清楚——创新、创新、玩命地创新,因此规划强调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最广义和全方位的创新,让创新贯穿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如果新需求新供给这些全方位的创新火力全开,必将为“十三五”期间的中国经济增加新的动力,以确保经济每年以6.5%以上的逃逸速度,冲出中等收入陷阱。但知易行难,一分规划,九分执行,当下我们最需要的是一整套体制、机制、组织和人才保障,来让这一壮丽蓝图从愿景变为现实。


镀金时代


上一轮狂飙突进的全球化、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发展奠定了今日中国之雄厚物质基础、冉冉上升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并为全球增长注入了充沛的动力。但那毕竟是一场非平衡的超速增长,新兴经济在力量上升的原始积累过程中,发达国家也同步形成巨大的贸易赤字,失衡最终导致了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至今世界经济仍然在缓慢复苏和流动性的泥潭中苦苦挣扎。同时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持续暴露,镀金时代的后遗症触目惊心:产能过剩严重,企业效益下滑,重大安全事故频发;资源约束紧张,生态环境恶化;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拉大;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更是有待提高。


可以预见,未来一段时间国际、国内环境日趋复杂多变,上一轮美式全球化3.0的红利释放殆尽,全球化不仅有退潮风险,而且在多个敏感的地缘政治带上冲突的风险正在不断上升。但同时世界多极化、文化多样化趋势也在深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新的全球治理规则也在未雨绸缪。另一方面中国的市场空间仍旧广阔、人力资本丰富、发展潜力巨大,创新创业引领的新增长动力正在孕育,因此中国应该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必须迎难而上,怀揣忧患意识又积极谋划发展。


创新驱


这样的背景下,“十三五”即将到来,其总目标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冲出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是传统增长模式的枯竭与转型升级的失败。传统增长模式的枯竭主要源自追赶效应的消失、不断上涨的要素价格、内外失衡并发等,而转型升级的失败则可能源自制度缺陷或战略失误、国内经济的脆弱性、社会秩序的不稳定等。


因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要诀是:提高中国在全球产业链条上的定位,对内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对外优化贸易和产品结构。转型原理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要把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从要素投入推进到要素投入效率的提升阶段,再到创新驱动的一个过程。那么说白了,“十三五”规划的关键就非常清楚——创新、创新、玩命地创新,因此规划强调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最广义和全方位的创新,让创新贯穿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释放新需


创新发展首先需要的就是新动力,新动力从哪里来?老的动力从需求面来看是三驾马车,即投资、消费和净出口。新的动力就是其升级版本,即新三驾马车:深度城市化、消费升级和“一带一路”引领的新型全球化。


1.增加有效投资。投资对增长有关键作用,可以通过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优化投资结构。发挥财政资金撬动功能,创新融资方式,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带动更多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新投资的主要方向则是深度城市化。这首先是产业和产能布局再优化,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东中西部划分,我们建议把中国的区域经济划分为四种类型——沿海发达经济带(三个三角洲)、产业转移十字星区域(中原到湘中,武汉、皖江以及成渝)、能源和地缘经济区(内蒙古、西北和西南延边城市等)和次级经济区(例如东北老工业基地、海南岛等)。东部地区将进入城市管理升级和精细化运作阶段,并带来生产型服务业的蓬勃发展,这里是未来“中国创造”和“中国服务”的大本营;对于产业转移带而言,人口加速集聚并就地吸收中西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在全球第四次产业大转移过程中实现产业升级,那里将是未来中国制(智)造的基地。至于地缘和能源区,随着中国在亚太周边国家战略性布局的展开,相应的边境贸易、跨国交通和能源通道(包括能源深加工)的大发展也会带来更大的城市化和产业化机遇。再用广义的现代运输网络基础设施连接这几类经济区,包括高铁(含城际铁路、地铁)、重载货运铁路、干线和支线机场(含低空通航)、高速公路网、油气管网、主干电网、水利调配网、光纤数据网等,形成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高效畅通,则一个由20个左右核心城市群构成的城市化核心地带即将有力地在亚洲中部崛起。


本质上说,投资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提升未来3亿农民工以及既有的5亿城市人口的综合生活质量,我们预期将有超常投入以人为核心的新一代公共基础设施中,即就业、教育、文化、社保、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体系。以人为本同时也要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因此环保投资和绿色永续发展也是深度城市化的必要方面,预期会加快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美丽中国建设进程。


千万不要低估深度城市化将给中国带来的深远影响和根本变化。其要义不仅仅是加杠杆和搞投资,未来的深度城市化将是一个农民工市民化、农民市民化和市民公民化的过程。它不仅仅要清偿历史所亏欠他们(农民和农民工)的债务,还原经济发展的人本导向。它还将生成一个更具有效率,因此也更具有可持续性的资源利用格局和增长模式,在给予现代化生活方式条件下,提供更多人的平等的发展机会,并培养出一个日益壮大的中产阶层——而这一点至关重要。


2.消费升级。以前的消费是所谓“排浪式、模仿式”,而未来深度城市化将造就一个崛起的中产阶层,他们就要求更高品质的产品,因此传统消费的升级就是品牌化、体验化,健康服务和其他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日常化,以及新兴消费的科技化、互联网化。这就可以进一步发挥消费对增长的基础作用,引导消费朝着智能、绿色、健康、安全方向转变,并以扩大服务消费为重点带动消费结构升级。近来大家冲到日本抢购马桶盖、创可贴,是因为国内不能提供相应品质的商品,而品质生活正是城市中产阶层的核心消费需求。此外最近火爆的电影票房和山寨类真人秀娱乐节目也是文化消费热潮兴起的佐证。因此,要大力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让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并且向外输出,使得中华文化影响可以持续扩大。


鉴于消费主要受到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因此需要着重提到的是收入分配问题,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十三五”期间要建立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优化再分配制度,进一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同时让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


3.“一带一路”引领的新全球化。新一轮全方位开放就在眼前,“十三五”中要顺应中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内外需协调、进出口平衡、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引资和引技引智并举,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以前中国出口最多的是廉价的鞋子袜子,是世界代工厂。现在通过“一带一路”、亚投行、丝路基金等,中国在整个欧亚大陆上的投资也好、出口也好,都将提升一个量级,以前简单出口的那些产品,会逐渐被包括核电、高铁、通讯、电子、家电等配套基础设施输出所替代。这将会增强对外投资和扩大出口结合度,培育以技术、标准、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对外经济新优势。通过实施优进优出战略,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营造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新优势,最终提高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鉴于海外投资的不断增加,因此同时还要能够解决中国海外资产保护和提升军事投射能力的问题,这也会延伸出很多在安全、投射、信息、军工等领域的新需求。


在新一轮全球化趋势下,中国的全新对外利益交换格局和策略是以贸易加深跨国经济联系,以投资输出产能和资本,并在这两个过程嫁接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最终中国经济的影响力会伴随着人民币的国际化而提升。中国可以在维持原来的大循环,即传统的三个世界──资源国、消费国、生产国的格局下,全力布局小循环:即以中国为核心-周边国-资源国(包括非洲)-科技国(美国)-品牌国(欧洲)的新动力格局,进而突破原来的三个世界和G2的格局,打破以中国制造、美国消费为主的循环圈,从输出廉价的中国制造,升级到输出工程、服务、产能、投资和资本,以至最终的货币——即人民币国际化,参与全球货币竞争。


最近中国国家领导人结束在英国的国事访问,取得丰硕经贸成果(即“洋人修铁路”),既有政府间协议,也有金融机构和企业间合作项目,涵盖众多领域,充分体现了中外经贸合作特点和未来合作方向。回望历史百多年沧海桑田,中国需要调整心态和策略,向新一轮全球化进发。


必须注意到中国式全球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这正是在吸取旧秩序的经验和教训——全球化4.0不是要塑造一个平行的霸权结构,正好相反,它只是想改进全球化3.0中因为个别国家一股独大,“有钱任性”导致的全球治理结构难以优化和进化的缺陷。预期中国将更为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涵盖网络、深海、极地、空天等新领域,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构建最广泛的利益共同体,不断提高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创造新供给


有了新需求必然就要有新供给来满足,供给的核心是一个生产函数,生产函数决定生产可能性边界,以前中国的高速增长主要是靠要素投入,特别是廉价要素投入,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自然资源等。中国正在准备从密集要素投入过渡为要素效率的提升,然后再到创新驱动的新发展模式,怎么样实现产业和产能的升级呢?这大概会沿着六个方向,也就是所谓的“六新”供给进展。


1.新技术和新产品。这两个新更多代表的是原创,突破性科技或者说技术革命的出现,某种意义上说是小概率事件,有很高的不确定性。因此需要加强基础研究,强化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通过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在重大创新领域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来集中支持事关发展全局的基础研究和共性关键技术研究,加快突破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领域核心技术。在此基础上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形成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领军企业。最终依托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建设一批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形成若干具有强大带动力的创新型城市和区域创新中心。


2.新模式,新组织,新业态。这块主要就是围绕着现在最热门的“互联网+”领域展开,就是用互联网去改造传统的制造业,通过发展物联网技术和应用,发展分享经济,促进互联网和经济社会融合发展。重点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推进数据资源开放共享。推进基于互联网的产业组织、商业模式、供应链、物流链创新。“互联网+”将有效地对传统行业的进行改造,提升要素利用效率。


3.新制度。这就是全面深化改革,“十三五”期间将按照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健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制度体系,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加快完善各方面体制机制,破除一切不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为发展提供持续动力。其中新一轮经济改革的主体框架是:


——行政体制改革是其他改革展开的基础,通过建立有法律效力的“权力清单”、“负面清单”,“责任清单”来确定政府和市场的合理边界,消除不作为和乱作为,为市场伸展打开足够的空间;


——财税、金融和要素价格改革是最小一揽子改革的核心。价格改革的核心是减少政府对价格形成的干预,全面放开竞争性领域商品和服务价格,放开电力、石油、天然气、交通运输、电信等领域竞争性环节价格。从而打破地域分割和行业垄断,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深化市场配置要素改革,促进人才、资金、科研成果等在城乡、企业、高校、科研机构间有序流动。财税体制改革将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预算制度,让政府财力运行于阳光之下;同时匹配合理的事权和支出,既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也能调动地方的积极性来扬弃和升级传统的GDP锦标赛。金融体制改革则是要提高服务实体经济效率。通过商业性金融、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分工合理、相互补充的机构门类来优化现有的主银行金融体系;同时积极培育公开透明、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推进股票和债券发行交易制度改革,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为创新创业提供充分的支持,并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履行金融监管和风险控制。


——土地和户籍改革是进一步释放关键生产要素动力和活力的关键:户籍制度改革应该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举家进城落户,并与城镇居民有同等权利和义务。通过实施居住证制度,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这将确保中国的人口结构和质量红利有效释放;土地改革则应当一方面稳固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完善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推进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另外一方面维护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支持引导其依法自愿有偿转让上述权益。再配合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同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机制来有效进行城乡一体化建设和资源有效利用。


——国企改革则事关公平市场环境建立,进而决定全社会资源市场化配置的最终实现。预期“十三五”期间将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健全国有资本合理流动机制,推进国有资本布局战略性调整,同时鼓励民营企业依法进入更多领域,引入非国有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更好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提升中国资本的总体产出效率。


总体而言,改革是发展的强大动力,上述这些改革都会使得结合生产要素,例如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的成本有明显的下降,这不仅使得生产函数中的有效要素供给总量和质量都会上升,全要素生产力也会因此变得更大,从而整个经济的结构和内涵也会变得更具弹性和可持续性。


综上所述,如果这些全方位的创新火力全开,必将为“十三五”期间的中国经济增加新的动力,以确保经济每年以6.5%以上的逃逸速度,冲出中等收入陷阱。但知易行难,一分规划,九分执行,当下我们最需要的是一整套体制、机制、组织和人才保障,来让这一壮丽蓝图从愿景变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