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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成长:我国经济转型正步入相持阶段

发表于 2016-04-15    来源于:上海证券报

本文为申万宏源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杨成长415日发表于《上海证券报》


■经济转型从内容上来说,包括增长动力的改变、增长结构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变三个方面,三个方面是互相关联的。从转型的历程来说,大约需要经过十年左右的时间来完成,单从经济增长率的表现来说,将经历持续回落、相持和缓慢复苏三个阶段。从发展阶段来说,2016年已经大致步入相持阶段,经济增长率趋于稳定,各种矛盾和风险加速积聚并逐步释放。经济转型步入相持阶段也是最困难时期。


■代表新的经济增长方式的“三依靠”,就是要通过制度改革,激发劳动者的创造热情和活力,推动科学技术和互联网技术更好地与生产结合,让人的因素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


当前人们最关心的是中国经济是否已经触底,是否存在滑出底线的可能?既然经济增长率的回落是经济转型导致的,那么,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要判断经济转型到底走到了哪一步,完成了什么任务,还有多长的路要走。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都强调经济增长方式要转型,在不同时期提出了不同的转型要求,政府也始终把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作为工作重点,但是这一次经济转型与过往历史上的完全不同,是对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调整,是一次长周期的重大发展阶段的调整。根据发展经济学原理和世界上发达国家经验,欠发达国家在利用后发优势加速发展、走过赶超阶段,特别是人均GDP达到或接近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之后,随着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绝对成本比较优势的逐渐丧失,经济增长动力会发生重大变化,经济结构将跟随进行重大调整。在这个调整阶段,传统经济增长动力会急剧下降,经济增长会失速;经济结构会剧烈调整,金融市场也会出现动荡,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矛盾和风险会加速积聚和释放。德、日、韩等国都曾经历过这样的阵痛,并且经过较长的调整,才逐步步入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发展阶段。当然,也有一大批欠发达国家在达到中等收入后,经济增长失去了动力,经济结构难以优化,失去了增长的持久性,跨不过“中等收入陷阱”。


当前,我国人均GDP已经接近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正面临欠发达国家走过赶超阶段后出现的共性问题,经济增长的动力和结构正在发生巨大变化。这次我国经济转型的重要任务就是要主动适应经济增长动力变化,全面优化经济结构,尽量减轻转型期的阵痛,让经济尽快步入下一发展阶段。我国具有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内外部条件,有能力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通过制定正确的政策和应对策略,主动适应国内外市场环境和条件的变化,加速改革和创新,尽快迈入未来三十年的次高增长阶段。


2011年开始我国经济正式步入转型调整期,一直到2015年,各项宏观经济指标都出现下滑,这五年构成了我国经济转型的前半场。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已经经历了十年高速增长阶段和五年转型调整阶段,平均经济增长率从10%以上回落到7%左右,目前经济转型在进行中。


五年的经济转型实践,让我们对我国经济转型的特点、路径和方式有了一些认识,具备条件去总结一些规律,并把握未来的发展趋势。经济转型从内容上来说,包括增长动力的改变、增长结构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变三个方面,三个方面是互相关联的。从转型的历程来说,大约需要经过十年左右的时间来完成,单从经济增长率的表现来说,将经历持续回落、相持和缓慢复苏三个阶段。从发展阶段来说,2016年已经大致步入相持阶段,经济增长率趋于稳定,各种矛盾和风险加速积聚并逐步释放。经济转型步入相持阶段也是最困难时期。


经济增长动力的转变


是经济转型的核心驱动因素


我国前三十年尤其是转型前十年经济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三大动力:劳动力绝对成本优势推动下的中低端商品外贸和中低端制造业;城镇化加速推动下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业;消费稳定增长推动下的消费性生产和服务业。


2001年加入WTO以后,我国在制造业上的绝对成本优势充分体现了出来。劳动力充沛且成本低,基础设施完善先进,制度与通商环境稳定,再加上各级政府的招商引资政策,让中国成为全球中低端产品的制造王国,促使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加工外贸强劲增长,带动中低端制造企业遍地开花,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第一推动力。


中国城镇化的加速、房地产的产业化和城市的扩张,推动着房地产和基础设施两大产业的持续繁荣。这两大产业又通过土地增值,形成了利益互生、相互推动的发展格局,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城市面貌,提高了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了城市接纳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能力,成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第二推动力。


中国居民收入持续增长、消费稳步上升,带动了消费品制造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的持续增长。我国居民收入在GDP中的占比始终在50%以下,再加上居民有很高的储蓄意愿,导致居民消费占比始终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居民消费再加上政府消费也始终徘徊在GDP50%左右。尽管居民消费占比很低,但是增长始终很稳定,对整个经济增长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成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第三推动力。


外贸和中低端制造业的高速增长、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的高速增长,再加上居民消费的稳步增长,构成了转型前经济高速增长的三大传统动力,成就了年度平均10%以上的高增长率,形成了高储蓄、高货币、高投资、高制造、高外贸、高耗能耗材的赶超型增长模式,吸纳了近2.7亿农村转移的劳动力,写下了中国经济发展史上最光辉的一页。然而,这种赶超模式持续到一定阶段,必然会带来一系列经济发展环境和条件的变化。伴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潜力下降和转移速度放慢,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不断提高,经济结构日益扭曲,环境承载力受到严重考验,社会分配结构过度扭曲。这些问题积累到一定临界点,就必然催生中国经济转型的到来。


2011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长的三大传统动力还是依次发生了改变。


首先,中国结束了以劳动力绝对成本优势为支撑的低端制造产品外贸的扩张阶段。潜在劳动力停止了增长、农村劳动力停止了大规模转移,再加上持续经济高增长带来的居民收入的增长,让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低端制造业和来料加工性低附加值外贸在中国失去了高速增长的条件。从2011年开始,中国外贸进出口出现了持续下降的局面,这尽管和全球经济低迷、全球外贸增长下降有着共同的背景,但主要是由中国自身要素成本变化导致的。外贸下降和低端制造业的退潮对经济增长的下拉作用非常大,我国经济增长率从10%以上回落到8%左右主要是由第一推动力变化导致的。


2015年我国人均GDP才刚刚达到八千美元,在国际贸易上仍然存在着综合比较优势。我国外贸必须要从以低附加值商品、低端制造业为主,转型到以中高端商品和服务业输出为主;从单纯以吸引外资为主,转型到资本输入输出并重的局面。当然,从要素成本的绝对比较优势转向综合比较优势、从后发优势转向先发优势,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尽管我国外贸增速已经持续下降了近五年,但目前还没有完成动力转换的过程,还需要通过全面提升制造业水平、大幅提高中高端制造业的比重、积极参与制定并适应全球外贸新规则、加紧服务外贸发展和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等一揽子政策推动,来实现全面升级。


关于在城镇化背景下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的持续高增长是否到了调整期、能走多远,人们的争议就大得多。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两大领域投资增长的持久性要比低端制造业和低端外贸长得多。中国的城镇化率只有56%左右,市民化率就更低。一直到2020年,中国都将处在城镇化不断加快的进程中。不断提高的城镇化,对房地产和基础设施特别是城市以及城际基础设施的带动作用仍将延续。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我国城市人均居住面积已经达到35平方,城市住房自有率和成套率大幅度上升,大型城市人口导入速度放慢,这些决定着房地产需求总体趋于平稳,长期稳中有降。在建面积过大,三、四线城市库存严重,决定着房地产市场总体供求平稳、局部供大于求。由于房地产不同于一般工业产业,具有资产属性,具有投机性和杠杆性,除了受真实供求关系影响外,也受到金融市场的影响。2015年下半年以来,政府货币宽松力度较大、利率大幅下行、其他资产价格大幅波动,再加上供给侧改革中去房地产库存政策刺激,导致近期中心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大幅上升,从而带动需求急剧增加,并逐渐向三、四线城市蔓延。但是,这种短期的市场变化并不能改变房地产总体供求格局。从大格局看,房地产从2013年开始步入调整阶段的趋势不会改变。


基础设施投资是完全受到政府力量左右的投资领域,地方政府是投资主体。为了应对经济转型所导致的经济持续下滑的压力,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扩大民生和软件类基础设施投资,推动投资主体社会化,推广PPP模式,开展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开辟地方政府新的资金渠道,稳住了基础设施投资。但是,从长期趋势来看,我国硬件基础设施投资在中心城市、东部和东北地区趋于饱和,基础设施投资绝对规模过大,总体增长速度逐步放慢将是基本趋势。


与前两大动力不同,居民消费增长不但不会走弱,还会稳步提高,变化的只是居民消费结构的改变。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正在发生改变,居民收入占比正在持续上升。城镇化和市民化加速将推进农村居民消费能力的逐步提高,居民消费正在从以生活必需品消费和商品消费为主,转向享受性消费、服务性消费和中高端商品消费等领域。


综上所述,当前我国经济增长动力的转变主要表现为成本要素推动下的低端制造业和低端商品外贸的急剧退潮,城镇化推动下的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的缓慢下行,居民消费推动下的消费品制造业和生活服务业的稳步上升,总体上呈现的是一个急剧下行、一个平稳下行、一个缓慢增长的格局。过去五年,下行的压力要远远大于上行的动力,这是导致经济增长率逐级下台阶的基本原因。


经济增长的结构调整


往往会表现为矫枉过正


经济增长动力的转变必然表现为经济结构的调整,最突出的表现为外需和内需、制造和服务以及投资和消费的结构变化上。


2011年开始,我国外需和内需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外贸增长的高峰期,我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超过了70%。外贸依存度过高,导致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和外贸依赖度过高,降低了经济增长的内在稳定性。近年来,伴随外贸增长率的持续下降,外贸依存度逐渐降低,目前已经降低到50%左右。这一比例对我国是比较合适的。当然,也不是外贸依存度下降得越低越好。我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高储蓄高投资的增长模式仍然需要延续相当长一段时期。不断开拓全球市场,为过剩投资和过剩产能寻找出路仍然十分重要。外需是外需,内需是内需,内需不能替代外需。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外贸增长状况表明了一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竞争优势。我国长期保持中高速增长的重要条件是必须继续培育国际竞争比较优势,继续让我国外贸增长率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2013年开始,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结构发生了重大改变,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开始超过了工业。我国制造业已经经历过两次退潮。第一次大约发生在2007-2012年之间,伴随低端商品外贸退潮,低端制造业也开始大规模退潮。受其影响最大的主要是我国东部和东南部省份中加工外贸占比非常高的地区,后来部分低端制造业开始从东部省份向中西部转移,为低端制造业的发展赢得了一定空间。但是从趋势来看,区域转移也改变不了低端制造业的命运,中西部地区的制造成本也在快速上升中。我国制造业的第二次退潮发生在2014年至今,主要是伴随着投资持续回落而出现的投资品制造业的退潮。由于在我国工业领域中服务于投资的工业占了70%左右,因此投资退潮对制造业的影响甚至比外贸退潮的影响力还要大,尤其是对投资品工业占比非常高的东北地区和矿物能源产区冲击更大。投资品工业退潮跟外贸制造业退潮的原因不同,外贸制造业是因为太低端,对要素成本太敏感而被淘汰,投资品制造业退潮主要是由国内投资需求下降、产能严重过剩导致的,目前这种状况仍然在延续。


在我国制造业经历的两次退潮中,服务业虽然也受到了一些影响,但是总体上保持了平稳增长态势,尤其是金融业和信息服务业在经济持续下滑阶段甚至保持了超常繁荣,导致从2013年开始我们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开始超过工业,目前已经超过工业约十个百分点。服务业超过制造业是经济步入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后产业结构必然发生的变化,是合乎规律的,是产业升级和高端化的重要表现。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当前我国服务业超过制造业主要不是以服务业加快增长方式出现的,而是制造业快速回落造成的。制造业滑落速度过快,在一些中心城市已经触及心理底线。我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资源充沛且质量不断提高,成本总体上具有国际比较优势,尤其与发达国家相比,比较优势更加明显。未来我国经济发展仍然要走工业为本、制造强基的发展道路。振兴制造业、培养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防止产业发展过分空心化和虚拟化仍然是基本方向,我们不能拿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作比较坐标。服务业发展离不开制造业,只有以制造业的高端化发展和人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为基础的服务业发展,才是具有扎实基础的发展。


2015年开始,我国的投资和消费结构发生了重大改变,投资的实际增长率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大致持平。我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一直都维持在50%左右,远远高于全球25%左右的平均水平。从过往历史看,我国经济高增长始终是以高储蓄、高货币和高投资为条件的。但是,伴随着低端制造业的退潮,特别是近两年来房地产投资的下降,我国投资增长率正在持续下降,投资和消费的结构正在发生根本变化。过去我国的投资增长率差不多是社会商品零售额增长率的两倍以上,这几年随着投资增长率的持续回落,两者在2015年已经基本持平,未来甚至会出现投资增长率低于消费增长率的情况。从对当年GDP增长的贡献来看,去年我国消费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66.4%,投资增长的贡献率降低到34%左右。我国投资增长率适度下降、消费增长率适度上升,进一步扩大消费在经济中的占比,是经济转型的趋势性结构变化,符合经济规律,但也不是投资率下降得越多越好。投资仍然是积累经济长期发展潜力的重要手段,制造业升级、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保等领域的发展主要靠投资。


目前,投资动力下降过快特别是民营经济投资动力下降,跟我国的宏观收入分配结构调整过快有很大关系。这几年我国居民收入增长始终高于GDP增长,政府收入增长也基本高于GDP,导致企业收入增长持续下降,甚至出现了负增长,净资产收益过低,严重挫伤了企业投资积极性。因此,在继续保持居民收入较快增长的同时,必须适度控制政府收入的增长,推动企业收入增长逐步回升,激发投资的积极性。


总之,当前我国经济结构的变化总体上是经济增长动力转变的结果,代表着经济转型的基本方向,是符合经济规律的。但是,的确也存在着矫枉过正的现象。短期内,我国的外贸、制造业和投资都存在下降速度过快、占比下降过快等问题。我们在注重扩大内需、扩大消费和大力发展服务业的同时,必须充分认识到外需、制造和投资在中长期经济发展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外需、制造和投资,需要的是不断升级、提高能级、调整结构,而不是单纯的增长速度的下降。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特定内涵是去除


传统的“三依赖”,建立新型的“三依靠”


对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人们有不同的表述方法,有的强调经济增长中各种要素的重要性和作用方式的变化,强调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有的从内涵和外延角度去表述,强调要走内涵式发展方式;有的强调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的改变,强调要走创新驱动发展模式,不能单纯依靠要素投入来实现增长。各种定义都强调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一个方面,但是还不能从整体上全面描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特定内涵。根据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动力和结构的变化,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主要任务是去除传统的“三依赖”,建立新型的“三依靠”。


首先要去除对低端劳动力投入增加的依赖。低端商品外贸扩张和低端制造业遍地开花依靠的是低端劳动力的不断导入,同时也吸纳了大量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目前,我国的劳动力总量已经停止了增长,并逐年有所下降。从就业结构来看,我国约7.7亿就业劳动力基本上按照223的比例分布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大产业中。农业劳动力占比已经下降到30%左右,农业劳动力继续大规模导入工业和服务业的潜力已经不大。劳动力总量不再增长、农业劳动力转移潜力不大、居民收入在快速增长、社会保障要不断完善,再加上房地产价格和物价的持续上升,必然推动劳动力成本持续提高。尽管在供给侧改革中,我们强调要适度控制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速度,但是经济发展规律不可违。任何单纯依靠低端劳动力持续导入的产业和企业,都将面临越来越困难的发展环境。因此,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首要任务就是各类经济体要摆脱对低端劳动力持续导入的依赖。


其次要去除对能源资源和土地投入的过度依赖。传统增长方式难以持续下去的重要约束条件是环境承载力已经到了极限,环境污染严重,增长的负效应逐年增大。任何对化石能源和矿物资源的消耗,不管怎么治理,都将造成各种污染。污染是经济增长带来福利效应的减项。污染也成了重大民生问题,严重影响了居民生活质量和经济增长中居民的获得感。中国国土资源辽阔,但可用于农业、工业和城市建设的土地又非常稀缺,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去掉为了保障谷物自给的十八亿亩农业用地,可用于高强度开发的城市建设、工业、房地产和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土地资源所剩无几,继续走土地扩张发展模式,客观条件和生态环境不允许。工业占地过多、过乱和过于分散,基础设施占地增长速度过快,部分城市规模扩张过大、与人口导入和产业发展严重不匹配,是我国土地资源使用上最突出的问题。从代际关系来说,前代人总不能把城市土地都卖掉了,那后代人靠什么呢?后代人难道就不需要土地供应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