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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宇霆:经济转型系于强服务业而非大服务业

发表于 2017-05-10    来源于:杨宇霆

第一季度,服务业GDP同比增长7.7%,为总体经济增长贡献4.2个百分点(贡献率达62%)。国家统计局在发布时特别强调了两个新兴行业的强劲表现。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19.1%的速度扩张,而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则增长10.2%。这两个行业的规模相当于房地产业(约占GDP7%),显示新兴行业在经济结构转型起了重要作用。


服务业在GDP数值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在2006年,服务业占GDP41.3%,而第二产业则占47.0%。 近年来服务业的增长迅速,在2012年更超越了第二产业的增长。在2017年第一季度,服务业占GDP57%,高于第二产业18个百分点。


主流的看法是服务业扩张对中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世界银行的《中国2030》报告建议中国发展高增值服务业以避免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报告中刊登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预测,估计到2026-2030年,服务业占GDP的份额将达到61.1%,有助于中国在同期维持平均5.0%的经济增长。

 

服务业在GDP的占比与人均收入的正面关系成为经济转型理论的黄金定律。在国内,1990年代的改革黄金时期见证了服务业的迅速扩张,及后其增长在2000年代随着制造业的崛兴而放缓。当中国人均GDP达到中上收入水平,服务业的增长再度开始加速。由于中国的服务业的走向将影响中国以及世界经济的前景,我们必须弄清服务业发展的正确道路。


服务业的兴衰往往受周期性因素驱动


服务业覆盖广泛的经济活动,其兴衰受不同因素驱动。如果中国服务业的发展只是跟随传统的周期性动力,其扩张将无助于经济转型。正如SchettkatYocarini2006)所强调,服务业在GDP中的份额不断上升,可以是因为业务外判所造成的统计错觉。例如,在工厂工作的IT经理,其工作会被归类为制造业产出,一旦外包,便归类成IT行业。


批发贸易的表现与宏观经济的周期性表现有很强的联系。自2016年下半年以来,受商品价格回升带动,中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亦见复苏。这明显加强了批发贸易业的增长。批发与零售贸易这一产业,约占服务业产值的五分之一,或约占中国GDP10%。贸易和工业活动的周期性复苏,该产业对第一季度GDP贡献了0.74个百分点。


部分服务业会对政策的变化特别敏感。金融服务业受货币政策和信贷增长影响。2007年和2015年股市大涨,该行业的GDP 增长率分别大幅上升了26%和16%。在2017年第一季度,该行业表现欠佳,同比上升只有4.4%。近期,金融去杠杆化对该行业的前景甚为不利。房地产服务业占2017年第一季GDP7%,在过去四个季度则录得同比增长8%-9%(而2015 年第一季度为0.7%)。政府的楼市调控措施将会对房地产业带来负面影响。


提高服务业生产力才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


可是,扩大服务业在GDP中的份额并不能保证经济可持续增长和经济稳定。国际经验表明,服务业占GDP较高的国家正是那些历经较慢经济增长之先进经济体。统计上,收入水平、经济增长率和服务业的规模有其伪相关性。较合适的目标应该是以服务业优化整体经济,盲目追求做大服务业没有好处。制造业一直是支撑中国经济奇迹的“功臣”,过早地去工业化有一定的危险性。发展服务业应该是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的手段,而非目的。

 

此想法与鲍穆尔(Baumol)的成本病理论(1966)一致,它激发了学术界对美国服务业发展经验的激烈辩论。二战后,美国的制造业经历了劳动生产率长期上升,支撑美国的工资增长,同时,服务业的GDP份额也明显扩大。然而,Baumol指出,演奏贝多芬弦乐四重奏的音乐家的生产力与19世纪时的相比,并没有分别,可是音乐家的工资不断上升。推动其工资增幅上升显然并不是由于生产力进步,而是因为制造业的竞争,音乐服务需要提工资以争取员工来投。


因此,美国服务业扩张并非经济增长的驱动力,相反,工人转向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第三产业化”拖低增长。当然,较近期的研究(如Triplett Bosworth2003)显示,美国借助IT,劳动生产率在1995年后显著提高,医好了“鲍穆尔成本病”。无论如何,服务业的经济贡献最终还是要体现在劳动生产力,而非服务业在GDP的份额。


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放慢值得关注,因为它在2007年达到高峰之后就一直往下跌。此外,由于越来越多的劳动力从第一和第二产业转到服务业工作,拉低了人均增加值。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预测,如果中国经济要在20212025 年达到5.9 %的平均增长率,并在2026-2030年达到5.0%,中国劳动生产力的增长率应分别维持在6.2%和5.5%。随着服务业的GDP份额提升,后者才是支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

 

因此,政策方向应该是从资源密集模式转向增值模式。供给侧结构改革并非扩大服务业的份额和去工业化,而是改善经济效率和加强整个价值链的竞争力,涵盖了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自身。从价值链的角度去看,服务业在省的GDP中所占份额不同的地区协作,如同内蒙古等资源密集地区跟服务业主导的北京和上海合作,作为对方供应链。同理,中国的服务业不是一个独立的部分,而是服务国内和国际上其他行业的一个工具。评估服务业的发展,要看全要素生产率,不能光看人均劳动产出。


一些论者认为中国已不再是世界工厂,笔者不同意这个说法。当然,扩大服务业的确可以吸纳第二产业的劳动力,可是,更重要是推动制造业的转型。“中国制造2025”和“工业化4.0 ”等理念,有赖第三产业的同步发展。 若中国的制造业成功地拥抱在生产技术上自动化和数据交换的趋势,中国经济有条件发动双引擎。正本清源,确保各行业的创新能力才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


生产力增长影响利率前景


服务业生产力的提高对中国利率前景也有深远意义。美联储副主席斯坦利·费希尔(Stan Fischer)的讲话简单直接地描述了生产力和利率之间的关系:“降低长期生产力增长,并因而降低长期产出增长,会借着各种渠道影响到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平衡。较慢的创新速度意味着具利润的投资机会将减少,这往往会减少投资需求。 较低的生产力增长也使家庭未来的收入前景变得较为暗淡,降低了他们现在的消费开支,并提升了他们的储蓄需求。故此,较慢的生产率增长意味着较低的投资和较高的储蓄,而两者均趋向推低利率。”


中国要避免掉进过度金融化的恶性循环。低增长可以促使中央银行放松货币政策,往往刺激了金融服务业。金融资源大量投入金融服务业,扩大了其在GDP的份额,拖低全要素生产率,更造成较高的劳动生产率的假象。此外,过度的金融业活动带来资产价格上涨和金融市场的波动,根本与经济稳定这一最终目标不一致。近期,监管机构加大了“去杠杆”的力度,明确显示了政府打击“脱实向虚”的现象。做到去杠杆,其代价也许是金融服务业的一些增长数字,做不到,将会损害中国的长期增长前景,并导致资本收益率的持续下降。从这个角度看,政策方向还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