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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岸元丨下一个十年:平铺直叙还是再启高潮

发表于 2017-10-27    来源于:张岸元

张岸元(东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我对中国经济下一个十年并不担心。关于中国经济的主要潜在风险因素都已经被观察到,彻底排雷虽办不到(也无必要),但凡事预则立、不预才废,只要采取适当措施消化克制,可以避免系统性危机的爆发。未来十年,全球经济格局仍处于渐变过程中,世界经济会经历一个完整的上行下行周期;中国经济自身的增长动力机制和需求结构不会发生太大变化,依旧凭借庞大的惯性运行;进入高水收入国家行列是大概率事件,与此同时,经济增速也会再下台阶,回落到发达经济体的较高水平。


我不相信当前需要大干快上重新把增长率拉起来。如果认为稍显温吞的经济局面不能匹配恢弘的新时代,则需在防风险和稳增长之间寻找新的路径,围绕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领域实现有价值的突破。


一、增长状况及所达到的水平


——增速下行是基本趋势。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宏观总量数据是十几亿人经济活动的加总,除非遭遇特别大的危机冲击,惯性或者说韧性,是中国经济运行符合的“牛顿第一定律”。2007年到去年,在不到十年时间内,中国GDP季度增速从巅峰时期的14.4%下降至不到7%,中长期一定会继续向发达经济体的均衡水平回归。这是经济规律,无所谓好还是坏。


1961年至1973年,日本GDP年均增速为12%1973年至1991年,回落至4.1%1961年至1991年,韩国GDP年均增速为9.6%1997年至2016年回落至4.9%十三五剩下三年,中国经济可能依然可以维持6.5%左右的增速,但十四五往后,大概率要滑向5%左右。这一过程中,短期运行确实存在周期,但这些周期是中长期下行趋势基础上叠加的波动,并不改变趋势自身。



——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按世行口径,2016年,中美GDP分别为9.5万亿美元、16.9万亿美元(2010年不变价)。到2027年,不考虑汇率、通胀等因素,按照下表增长率外推,中国GDP规模将达18.1万亿美元,约占美国GDP87.5%20.7万亿美元)。



从人均水平看,2016年,我国人均GDP8123美元,人均GNI8260美元。2027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约13000美元,对应人均GNI将超过世行高收入国家标准的12736美元。这一水平距离2016年美国人均GNI56180美元、日本人均GNI38000美元,仍有相当大差距,中国的后发优势依然存在。


二、生产要素供给


——劳动力供给总体稳定。人口是影响长期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变量,而人口红利消失是国内外看空中国经济的主要理由。但在未来十年,情况并非如此。20182027年,中国人口总规模依然处于上行通道。按照世行预测,人口总规模将从13.8亿小幅上升至14.1亿;适龄劳动力人口(1564岁)将从9.96亿小幅下降至9.75亿;劳动参与率稳定在70.4%左右,继续大幅超过其他经济体。2015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年限为10.2年,根据《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2030年该年限将提升至11.8年,劳动力素质的改善,可在一定程度上抵补劳动力数量下降的影响。


——资本投入仍有很大潜力。与此前几十年相比,中国在生产要素领域最为显著的变化,是彻底摆脱了资本的约束;大量资本四处寻找有利可图的项目,而不是大量有利可图的项目等待资本的投入。资本存量方面,目前,我国存量资本对GDP的比重约为266%,美国约为130%。中国的存量资本中,基础设施占据相当大比重,这将为国内增长活动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流量资本投入方面,资本供给能力取决于储蓄率变化。2007年,中国储蓄率达到峰值,接近52%,此后十年缓慢下行近4个百分点。未来十年,伴随中国劳动力人口规模小幅下降,储蓄率平缓下行概率较大。近年来,美国储蓄率有上升趋势,但中长期将保持稳定。到2027年,即便中国储蓄率下降到40%,也大幅高于美国同期水平。


——技术的影响部分体现为替代效应而非总量扩张。与流行观点不同,我们认为技术创新和产业化,对中国经济总量的影响可能相对平庸。未来十年内,技术自身难以出现划时代的突破,蒸汽机、内燃机、计算机、互联网级别的技术革命不大会出现。现有发现、技术手段在一些产业融合发展是主旋律,这就意味着,新技术产业化对增长的影响,可能部分表现为替代效应,而非收入效应,技术对经济总量扩张的贡献多有折扣。


过去十年,中国蓬勃发展的网购,替代了类似规模的百货零售业;零售业青年女性就业岗位,被快递业青年男性就业岗位大量替代。未来十年,类似场景会重现。新能源汽车势必不断替代内燃机汽车,但电动机的产业链条短于内燃机,汽车动力源的转换,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能为负。再如,新一代显示面板不断替代原有面板,但画面质量持续、有限的改进,并不能有效纳入GDP统计。


三、需求增长前景


——城镇化继续创造大量投资需求。截至2016年底,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7.4%,户籍人口城镇化率41.2%,远低于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根据《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我国预计在2030年实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70%。而按照世行预测,未来十年,中国每年人口城镇化年均增长率为0.85%,到2027年,我国人口城镇化率为66.85%。未来十年,中国农村可能向城镇转移1.5亿人口。瑷珲-腾冲线依然发挥作用,人口将持续向沿江、沿海、沿铁路线地区聚集;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仍是人口迁移的重点地区,经济中心城市和省会城市则是人口流入的主要目的地。这意味着传统的城镇化创造需求机制至少还有十年生命力。


中国城市普遍采取中心城区高密度发展模式,这将产生两个意想不到的结果。一是城市中心土地投资密度更大,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更为复杂多样,如,未来五年,全球80%的城市轨道交通在建项目都在中国,越来越多人口超过400万的中国二线城市地铁开始成网运行。二是地理空间的集约使用叠加互联网,催生出新的业态,许多在发达国家低密度城镇化条件下不具有经济性的行业,如各类共享等,意外获得发展机会。


——梯级复制一线城市消费模式释放巨大潜力。中国在消费领域最为显著的现象,是二三线城市依次复制一线城市消费模式,重走一线城市走过的消费历程。事实上,过去两年中国地产行业出乎意外的表现、白酒等消费板块业绩大幅提升背后的动力,都是消费模式梯级复制。


中国在一线城市生活的人口只占总人口的5%,二线城市约占10%,三线城市人口可能占25%。城市等级越低,人口规模越大,其所释放出来的消费需求将呈几何级数增长。



——外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可能增强。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应该好于此前十年。全球经济自2016年底开始明显复苏,全球贸易同步回暖。发达经济体经济周期的领先滞后传导顺序是美国英国欧元区,时滞通常是一到两个季度。其他经济体的复苏进程与之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20173季度,美国GDP增速略高于长期趋势,新一轮经济扩张开始。温和的经济周期一般为8-10年,通常预计在2020-2022年间,美国会出现下一次经济衰退。美国目前经济增长,是在没有一毛钱特朗普减税、特朗普基建政策支持下实现的;特朗普政策任何进展都将是对经济增长的意外推动,因此此次衰退可能较为轻微。


近年来,中国在“专利合作条约”框架内的专利申请量快速攀升,今年可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专利申请国(约占20%),仅次于美国(约占25%)。但目前在知识产权的国际贸易中,中国的知识产权使用费收入仅约为美国的1%、日本的3%、德国的6.5%。造成这一反常局面的原因,一可能是中国专利实用性较差,普遍缺乏产业化前景;二可能是中国具有全球最好的新技术产业化条件,中国自己有产业化前景的知识产权不必出口,其他国家的先进技术也大多选择在中国实现产业化。


过往几十年,中国在珠三角、长三角形成的外向型产业集聚规模是世界级的。未来十年,中国将继续以全球先进技术产业化基地的角色参与国际分工。国内发展进入高质量阶段之后,随着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等政策的实施推进,其扩大出口、替代进口方面的效应可能更加明显,相应贸易摩擦的风险也可能上升。


四、政策面仍有作为空间


十年左右时间维度上,中国经济基本面不会发生太大变化,增速回落是“成长的烦恼”。从十九大报告涉及经济部分的表述看,围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通过供给侧改革,提升发展质量是主旋律。这意味着明年乃至未来几年,不会出现传统模式的大干快上,不大会形成基于政治周期的经济周期。


重回8%9%增速代价太大,延长在目前增速平台上运行的时间依然可能。当前制约宏观政策选择的是风险,中国经济确实不能再走债务融资、投资拉动的老路;兼顾稳增长和防风险,财政政策需实施新的供给侧改革举措,货币政策需调整宏观审慎操作。


——供给侧改革绕不开减税。正心诚意降低企业税负,为企业提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税收环境;鉴于美国企业减税政策通过在即,我国有必要提前谋划。正心诚意降低个人税负,增加居民消费能力,增强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尽可能不以向人民征收新的税负,作为房地产长效机制的基础。为避免赤字率上升,可以考虑等规模出售国有资本(包括混改变现资金),用于补充财政当期收入,稳定财政支出进而尽可能稳定经济增长。上述政策组合不会导致政府杠杆率上升,减税带来的企业盈利改善有利于全社会杠杆率下降。代价是国家资产负债表规模萎缩。新时代有“四个自信”,我们不担心国有部门缩表有损党的执政基础;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情况下,国有资产流失风险应可防范。


——宏观审慎不排斥降准。近年来,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同时,国内流动性管理模式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中央银行大规模低成本锁定商业银行流动性,与此同时,创造出种类繁多的高成本政策工具向市场提供资金。这一操作具有向市场征税的性质,是社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应尽快调整当前流动性管理模式,在松紧适度前提下,用常规降准等量置换名目繁多的到期公开市场操作。如果用三到五年左右时间,把存准率水平降低一半,约可向市场注入十万亿低成本资金,有望拉低社会融资成本。如果明年美联储持续加息、我方被动跟随,通过降准拉低资金成本多少可以对冲政策利率上行的影响。这一做法与宏观审慎并不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