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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迅雷:多一个维度去理解当前经济

发表于 2018-03-11    来源于:李迅雷

很多例子表明,大部分人的一致观点被证明是错的,即所谓的集体误判。为何会产生集体误判呢?主要有这几个原因:一是大家在特定时间内所获得的信息都往往相同,故结论也容易一致,倘若所获信息质量有问题,结论也会出错;二是判断预测上,大家都习惯于趋势外推,把近期变量给予过高权重,所谓“三条阳线改变信仰”;三是人既理性又有情绪,情绪会相互感染,形成羊群效应。

 

传统上,国人的形象思维比较发达,形式逻辑偏弱,这也使得国人对当代经济学理论的贡献甚少。事实上,对经济社会不同层面或不同领域的分析判断,很多时候都可以借助简单的数学思维方法来解决。下面我对一些所谓的“共识”,增加一个分析维度,看看结果如何。

 

究竟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是世界银行在2006年提出来的,即把全球各国(各地区)按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分为高收入、中高收入、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四个等级。从数学角度看,这四个级别的人口都应该各占25%,但因为世行是按国别来分类的,所以实际上不会那么严格去定义只有占全球25%的人口才能成为高收入国家。

 

按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2015年的最新收入分组标准为:人均国民总收入低于1045美元为低收入国家,在10454125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在412612735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高于12736美元为高收入国家。2015年世界银行所统计的215个经济体中,高收入国家80,中等偏上收入国家53个,中等偏下收入国家51个,低收入国家31个。

 

如今,OECD32个高收入国家加上非OECD48个高收入国家的人口已经超过15亿,约占全球人口的22%,如果中国这个14亿人口大国也能成为高收入国家,即占全球40%的人口国家都属于高收入国家,这岂不是违反数学逻辑了?

 

有人认为中国到2022年就能成为高收入国家,这是否太乐观了呢?由于全球经济增长的刚性及货币的持续超发,世界银行一定会不断上调成为高收入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门槛,现在是12736美元,五年以后呢,估计要提高到15000美元以上。再者,还得考虑未来人民币对美元的比值因素,如果能够在自由兑换条件下维持现有的比值水平,那么,未来中国人均国民收入至少能接近高收入国家水平。

 

2017年中国的GDP总额占全球15%,人口占全球18.8%,相差近四个百分点,说明从人均的角度看,中国当务之急不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是要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如果再要寻找中国与全球平均水平的差距,那就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偏低的问题,前者是总量差距,后者是质量差距。

 

从数学意义上讲,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提法不适用于中国、印度等人口大国,因为中等收入和高收入永远是一个相对数,未来这两个国家的人口就要占全球人口接近40%,而高收入的容量只有25%。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有点像在追赶自己的影子。

 

经济周期——容易被证伪的古旧理论

 

如今,谈论经济周期的人比讲股市周期(牛市、熊市)要多。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国内有很大一批投资者都信奉艾略特的波浪理论,大家都去“数浪”,为当时的股市处在周期的哪个阶段争论不休。如今,股市上已经很少有人去研究周期了,因为操作效果不好。有人戏称“线越划越多,钱越赌越少”。即便是后来依据商业周期提出的美林时钟,事实证明也不太适合于资产配置。

 

经济学上的周期理论,其实也有老朽的感觉。从数学意义上看,所谓周期理论与回归分析法类似,即偏离均值幅度大了,就会回归。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早期,由于政府干预较少,经济的周期性特征比较明显,马克思正是看到了当时社会这一致命缺陷,提出了共产主义理论。如今,无论是哪种体制,政府干预都成为常态,周期被平滑了。

 

不仅经济周期被平滑,人类的生命周期也被平滑了,如生活水平提高和医疗技术的进步,人口预期寿命、生育年龄等都被大大延后,生育率和死亡率大幅下降。政府在干预经济的同时,还干预生育,后者的目的是为了平滑经济长周期。

 

2009年和2016年中国经济的回升或企稳,其实都是政府强烈干预的结果。如果把政府干预当做经济周期的回升标志,不免有点牵强。20162017年第二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分别只有3.5%3.2%,而基建投资增速分别高达17.4%19%,实在看不出我们正在经历一轮朱格拉周期的上升期(所谓设备投资周期)。

 

朱格拉周期是1862年法国医生、经济学家C Jugla在《论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商业危机以及发生周期》一书中首次提出的。相隔150多年,这么古老的周期观察是否还适用当今社会?尤其对中国这样一个改革开放至今40年都没有过经济危机的国家,死搬硬套这些周期理论就更不合适了。

 

历史会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与新周期的乐观派相反的,又有所谓“逢八必跌”的悲观派,即98年有亚洲金融危机,08年有次贷危机;但去年也有人提出“逢七必跌”,只是把危机时间的计算提前了一年。

 

古旧的周期理论之所以在中国还能大行其道,实质上就是这种理论简单粗暴,就像分析星座运势一样,适合于算命——这正是国人特别喜好的。美国纳斯达克指数周五又创历史新高了,前段时间的“股灾”之说即刻就被证伪了。所以,观察期不同太短,取样不能太少,周期理论之所以屡屡被证伪,就是创设者或应用者在这两方面都不达标。

 

我认为,中国经济增速仍处在下行阶段,符合数理逻辑,因为体量越来越大,总有极限,即便增量不变,增速也会下降。

 

城市化空间究竟还有多大

 

很多人认为中国城市化的提升空间还很大,因为目前城市化率不足60%,而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通常在80%以上,也就是说,中国应该还有20%的上升空间。

 

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时候可以达到80%,不给出时间,结论的意义就不大了。我发现大家在讨论城市化空间的时候,往往会忽略一个维度:人口年龄结构。

 

因为人口流动与人口年龄有关,年龄越大,流动性就越差。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5年中国的流动人口数量减少了500万左右,随后两年都继续减少;2016年进城农民工数量首次减少160万,2017年国内运送旅客人次首次出现下降。也就是说,以人口流动为特征的城市化进程几乎已经结束了,余下的就是本乡本土的城市化。

 

反观欧美日的城市化过程,都是在人口年龄结构比较年轻的时候就实现了较高的城市化率水平,如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的城市化率就达到了70%,但日本此后的城市化率上升速度就非常缓慢。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一直较快,这与政策导向有关,但目前农民工的平均年龄已经超过全国劳动力的平均年龄,今后外出农民工告老还乡的趋势会越来越明显,如上海、北京等超大城市的人口减少与1970-90年初东京等大城市人口下降有类似之处,日本城市化从75%跨入80%花费25年(1975-2000年)。

 

由于中国当前的人口结构已经类似于日本的90年代,即老龄化水平大幅提高。因此,如果不考虑政策因素,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应该要放缓了。估计未来中国城市化率的水平应该在70%左右见顶,理由见《当城市化遇到老龄化》。

 

为何高层如此强调系统性金融风险


早在2015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提出“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的底线”,之后,无论是十九大报告还是其他重要报告,高层都提出“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的要求。

 

为何在2008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的时候,中国没有太担忧国内的金融风险;反而是在欧美经济复苏的时候,那么担心既然风险呢?这是因为10年前,美国的杠杆率很高,中国很低;如今,美国的部分杠杆率水平回落明显,中国则居高不下。

 

不少人认为,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杠杆率水平并不高,但如果从人口年龄结构这个维度去看杠杆率水平,显然是过高了,即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与所处的发展阶段的错位——未富先老。因此,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治理产能过剩问题,降低全社会杠杆率水平。

 

回顾历史,大部分国家都是在危机爆发过程中实现去杠杆的,不管是美国、日本,还是南美和东南亚国家,都因杠杆率过高而爆发危机,都因危机而降低了杠杆率。中国则是主动去杠杆,这正是体现了我们的制度优势。去杠杆容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不去杠杆则注定会爆发金融危机,两弊相衡取其轻。

 

有一个很著名的故事:阿基米德与国王下棋,国王输了,国王问阿基米德要什么奖赏?阿基米德对国王说:“我只要在棋盘上第一格放一粒米,第二格放二粒,第三格放四粒,第四格放八粒…按这个方法放满整个棋盘就行。”这看作是一个加杠杆案例,国王如果按此倍率加杠杆,即可就破产了。

 

若反过来去杠杆呢?国际象棋总共64格,在全部加满的情况下,如果只去掉最后一格,名义上只去一格内的米粒数量,实际上需要却去掉1845亿吨大米。也就是说,去掉一格的实际含义是杠杆率降低50%。这当然是一个极端例子,只是想说明去杠杆容易引发资金链断裂的风险。

 

就我国而言,社会杠杆率水平的快速上升,与“隐性刚兑”有很大关系,只要能打破刚兑,则杠杆率水平将急速下降,资产泡沫将迅速破灭,但随着而来可能就是系统性风险的爆发。如果把资产定价中的风险溢价用这个公式表述:风险溢价=流动性溢价+信用溢价,那么新三板的大跌原因在于流动性不足,即流动性溢价大幅上升;而信用债的风险在于企业出现财务危机,最近有些信用债大幅下跌,原因也是去杠杆背景下的某些金融控股集团的信用溢价大幅上升。

 

高层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担忧是合乎逻辑的,因为他们站位高,看得更清楚。例如,近期两会期间,最高领导在山东代表团会议上就提出:”凡是成功的企业,要攀登到事业顶峰,都要靠心无旁骛攻主业。交叉混业也是为了相得益彰发展主业,而不能是投机趋利。”这段讲话,对于当前那些获得全牌照的金融控股集团,或是对已经深度涉足金融业务的互联网巨无霸和大型实体企业而言,可能要好好回味了。


2017年金融业对GDP贡献了7.9%,尽管占比已经回落,但依然偏高。当前,金融监管重点放在资产端,而中央最近又建议人大要重点监督政府的支出预算和政策的执行质量。说白了,监管已经从总量管理到结构调控,从树干监督到达细枝末叶了。


总之,分析中国经济需要多个维度去思考,才能够看得深、看得透。如前所说的时间维度(时间权重、周期的本质、人口老龄化等)是一个重要维度,空间维度(象棋格子的倍数效应、观察高度等)也是一个重要维度。

 

1988年之前,也就是改革开放已经九年了,政府仍一直以工农业总产值或社会总产值的增长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总产值水分最大,属于总量指标1988-2017年,这30年基本上把GDP作为首要目标,GDP实际上是增量指标;当前政策的着力点已经在经济运行的质量,所以,中国经济步入到追求质量阶段。

 

从总量到增量再到质量,这三个概念在数学上非常容易区分,但在对社会经济领域进行分析时,发现很多人把数学基础知识都忘了,宁愿相信奇迹而不在乎逻辑。

 

要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大到需要优化国家治理结构,小到要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如果中国经济质量能够持续提升,而且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那么,股价指数的走势是否应该看得更乐观些呢?因为股价指数是经济质量指标。美国的股价指数远超GDP增速,原因在于企业盈利增速和ROE的上升。

 

如果我们真的看重质量,那么,中等收入水平能否跨越,城市化率高低、GDP增速是否处在周期的上升阶段等都不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