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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群:为何仍需要经济增长目标 ?

发表于 2018-03-19    来源于:廖群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内地经济已从“高速增长” 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意味着,作为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过去多年的“高速增长” 已让位于“高质量发展”。与此相应,每年“两会”上设定的政府年度经济增长目标,现正式称为经济预测目标,得到淡化,在经济发展战略与规划中的首要指标地位也让贤于反映经济发展质量的综合性指标。这一转变产生的背景,一是经过40年来的发展内地经济已度过了“高速增长”阶段,再追求“高速增长”已不合时宜;二是多年来过度地追求“高速增长”影响了经济质量的提升,甚至在某些方面降低了经济质量;三是一些地方政府与国有企业为实现“高速增长”而做假。所以,这一转变是因应内地经济发展到现阶段主要矛盾产生变化的一个科学转型,对于今后内地经济的持续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但有些人因此认为,“高速增长”弊多于利,经济增长速度的高低已无意义,政府的经济增长目标应该取消。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是偏颇与肤浅的,并没有理解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真正涵义,将对于今后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的制订具误导性作用。


“高速增长”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本质上就是数量与质量的关系。从理论上讲,数量与质量,和形式与内容一样,是哲学上的一对重要范畴,两者之间是对立统一的辨证关系。对立性,意味着她们之间互相制约;统一性,是说她们之间互相依赖。互相制约体现为,过于强调数量会降低质量,过于强调质量也会减少数量。互相依赖则意味着,没有质量数量就没有意义,而没有数量则不可能有质量;数量倚于质量而存在,而质量则是通过数量体现出来的。


回到实际的问题,即“高速增长”与“高质量发展” 之间的关系,两者是对立统一的。对立性可能好理解,统一性则需费一点笔墨。统一性是说,没有质量的“高速增长”没有意义,而没有增长速度的“高质量发展” 则是不存在的。后者与前者同样重要。过去40年来,内地经济的质量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但这正是经济“高速增长”的直接结果。如果没有经济的“高速增长”,今日内地经济质量提升的程度及达到的高度是不可想像的。所以,尽管“高速增长”产生了一些弊端,但认为“高速增长”弊大于利完全是误判。今后,虽然经济的“高速增长”不再,但仍可以期望较大多数其他国家更高的增长,这一增长将是今后内地经济质量持续提升的基本条件。不能想像经济质量的提升能够在经济持续低增长甚至负增长的环境下取得。


这就是说,不再追求“高速增长”,但还是应该争取可能实现的增长,即符合当前阶段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增长 。大部分的研究表明,现阶段内地的潜在经济率为“中高速”。那么,实现这一“中高速增长”就是可能且必要的。否则,我们将对不起历史,更重要的是,“高质量发展” 难以实现,全面小康水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并成为现代化强国等目标的实现就更无从谈起。


但潜在经济增长率是需要挖掘的,“中高速增长”是需要努力才能实现的。政府设定是一个经济增长目标,将有利于鼓足全民的干劲来从事这种挖掘与努力,同时也有利于制定实现 “中高速增长” 的战略及规划。所以,设定增长目标仍然是有利与必要的,淡化增长目标是为了纠正追求 “高速增长”的行为,而不是说连现实的增长目标,即符合现阶段潜在经济增长率的 “中高速增长”目标,也要取消。


今年“两会”之前,很多人猜测中央政府会在今年“两会”中取消经济增长目标,当时笔者就认为不可能。实际情况是,“两会”上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仍然设定了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为“6.5%左右”。的确,加上“左右”二字而形成的范围型目标,比起以前的数值型目标确实是有所淡化,甚至比去年的“6.5%左右,在实际工作中取得更好的成果”也进一步弱化了。但毕竟还是明确地设定了增长目标。


实际上,设定年度经济增长目标,并不是中国的专利。其他国家,包括发达国家的政府或中央银行,也都会对本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有一个预测、期望或评估值,本质上而言,就是一定程度上的增长目标。君不见,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将其任内美国经济发展目标之一定为GDP增长3%以上;美联储决定加息与缩表步伐的依据是综合考虑GDP增长速度、失业率与通胀率的预期值,而GDP增长速度与失业率又本质是上一码事。欧洲央行、日本央行及其他中央银行也都将这三个预期值作为制订货币政策的依据。


那么,既然经济已经高度成熟的发达经济体都有一定程度上的增长目标,对中国内地这样一个仍处于追赶过程中的新兴经济体而言,保持一个淡化了的经济增长目标就无可非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