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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岸元:如果朝鲜开启改开进程

发表于 2018-03-22    来源于:张岸元

张岸元为东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半岛问题很复杂、事态发展很意外。老成谋国那一套羁绊,被年轻人嗤之以鼻;“中方一贯主张”对于商人背景的老年盎格鲁萨克逊白人政治家来说,更是不存在的教条。


常识告诉我们,技术在不断扩散,材料在不断扩散,任何国家只要有足够的意愿、一定人口规模、一定的工业基础,一定能搞出核武器。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拥核之后选择弃核,并非不可想象,南非、乌克兰等都是先例。事实告诉我们,核武更大可能是维持、而不是改变地缘政治格局,印巴在南亚、俄乌在东欧皆如此。


在朝鲜看来,核武是“苦难的行军”以来最为辉煌的标志性成就;而拥核之后宣布有选择地不使用核武器,显然也是一种模仿。


获得外部安全承诺,以及当权者政治权力在国内扩张到合意边界之后,朝鲜没有理由不去调整其经济政策。多年来,外部世界针对朝鲜的观察集中于地缘政治和国内政局变动方面,对于朝鲜发展及经济运行的了解非常有限。除了浮光掠影、奇闻轶事性质的报道,公开资料涉及较多的是该国民生领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如粮食、电力短缺等,难见经济全貌。


一、具备一定工业基础


停战以来,朝鲜建立起了相对于其人口规模较为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综合几方面数据,目前人均GDP可能在1000美元左右,按照世行标准,已经跨越低收入阶段,进入中低收入国家行列。考虑到该国在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非货币化福利,城市、尤其是首都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可能高于人均GDP对应的程度。当前该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和矛盾,明显是某些政策不当的后果,并非经济资源禀赋的必然反映;只要做出适当调整,完全有条件在短时期内满足国民基本生存要求。


朝鲜自然资源较为丰富,在重工业很多领域具备发展的物质基础,但资源结构不尽合理,原油、棉花等重要原材料几乎完全依赖进口。劳动力供给充分,产业工人具有很强纪律性,平均受教育年限较长,只要组织管理得当,可在短时期内支撑劳动密集型产业快速崛起。基础设施方面,朝鲜曾经建立起较为完整的铁路、公路、水路、航空综合运输体系,总体框架基本能够满足目前经济运行需要;突出矛盾在于各类设施疏于维护保养,物资人员往来限制繁多,阻碍人员、物资流的实现。朝鲜有部分工业体系,具备一定生产制造能力,属于工业化初级阶段。但生产设施、技术和装备主体来源于前苏东,技术装备可能相当于我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水平。由于旧的国外技术设备来源渠道断绝,新的渠道没有建立,设备老化严重,长期得不到更新改造,停车半停产现象普遍发生。


二、改开面临的困境


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朝鲜启动地并不比我们晚,期间走过一段复杂曲折的道路。综合已经实施的各项措施看,该国目前大体能接受两方面改革思想:一是在微观领域不断划小核算单位,强化物质刺激原则,这一思路源于前苏东;二是建立各类开发区,通过差别化区域政策带动发展,这一思路可能借鉴了中国经验。而涉及价格、财税、货币金融等关键领域的市场化改革颇多周折,原因可能主要包含以下方面:


一是究竟将市场化、对外开放作为提高产出水平、改善人民生活之不二法门,还是仅仅将之作为权宜之计,各阶层从上到下可能尚未达成共识。二是党政军各权力部门深度介入经济领域,经济多元化格局未立、利益集团瓜分态势已成,当局担心全面系统的改革开放与国家管理体制、区域城乡差距存在冲突,影响政局稳定。三是温饱、外汇短缺等短期突出矛盾使当局无瑕顾及其他;业务部门在体制改革方面没有总体设想、缺乏顶层设计;经济管理体制复杂,对建立现代经济管理体系心中无数,基础研究和判断不足,拿不出方案和时间表。四是该国经济体量较小,担心较大幅度地打开国门会受到严重冲击,难以掌控经济社会发展自主权;对于向南还是向北开放,仍存游移。最后,国民经济统计沿用计划经济指标体系,准确性不高,情况不明,难以支撑系统改革规划方案的制定。


三、经济前景的大体判断


短缺是计划经济的典型特征。但在具备一定物质基础的情况下,许多长期无法解决的供需矛盾,只需通过有限的制度调整,就能够有效突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于我国农业生产的影响就是典型例子。


我们判断:伴随美朝关系改善,国际社会对朝制裁可能松动,外部资金、技术、市场的引入,再辅之以有针对性的体制机制调整,主要经济指标实现正增长、主要产品产量进一步恢复、民生困境得以缓解等目标具备实现的可能性。而真正建立“正常国家”的国民经济体系,走上类似东亚其他经济体快速增长的轨道,还言之尚早。这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发展理念、发展思路,从根本上改造经济运行及管理机制。


从转轨国家一般历程看,预计该国在民生问题得到初步解决、短缺经济状况有所缓解后,会出现类似于我国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遇到的各种矛盾,如,经济管理体制出现混乱、双轨制及财政金融体系失控导致恶性通货膨胀、涉外经济部门监管套利机会扩大等。对此应有所预见。


四、对外经济合作的模式


现实主义角度分析主要大国对半岛民族态度的结论是残酷的。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除了南北朝鲜自身,参与半岛角逐的四大国无一乐见半岛出现一个统一、富强、核武的工业化国家;各国都以维持分治现状为目标,设计对朝政策。


站在朝鲜角度,该国处于东北亚核心区域,毗邻周边中日韩俄四大经济体,区位优势突出,后发优势明显,如果能够解决国际关系领域面临的根本难题,可望获得非常好的贸易和投资环境。极低的劳动力成本,结合外在的技术和市场因素,短时期内就会使得该国千万劳动大军成为国际低端工业品市场举足轻重的力量。从韩国经济增长历程看,朝鲜制造业的重型化、高端化进程也会随后迅速展开。


对朝鲜而言,中国的技术、资金、市场资源既非最好、也非唯一,必会有多元化选择。该国此前提出“四角开放”战略、同时设立多个开发区分别重点对中俄韩等国开放,便是明证。


获得国际社会的粮食、化肥等无偿援助,将是该国首先争取的重点。随后,将是资源型产品出口。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资源输出国,往往难以接受原料输出、商品输入的贸易格局,倾向于沿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南北贸易理论观点,认为资源出口是民族的失血,是发达国家的盘剥。因此,吸引制造业投资,扩大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换取宝贵的外汇,将是较长时期内该国对外经济政策的重点。


在改开过程中,该国必然会出现“大国通过资本输出控制该国经济”的论调。半岛民族将矿产资源视为“祖产”,从内心深处不接受此类资源所有权开采权易手的状况;在制造业领域也有较强的经济民族主义倾向。可以预见,各领域的外国直接投资仍会遇到较大阻力。朝鲜可能和此前的韩国一样,更加倾向于选择国外贷款等间接利用外资方式,认为这一方式能够最大限度保障经济发展自主权。鉴于该国政府管理体系的特征,未来采取双边政府贷款方式引入国际资本,关于信用结构设计、抵押、财政担保等细节的设计会遇到更多麻烦。


五、中国的角色


对朝政策中的意识形态、春秋大义、现实权谋需要分别厘清。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不足以全面指导我国与朝鲜这样计划经济转轨国家交往的实践。双方不仅不存在共同意识形态基础,而且完全不存在政治互信,面临着双边关系彼此如何重新定位问题。时下中国虽然经济成就举世瞩目,但文明发展和思想体系建设明显滞后,借鉴中国模式、参照中国道路并未成潮流。对转轨国家而言,市场化、国际化等观念源于西方,与其向中国学习借鉴,不如直接求教于西方祖师爷。我们的主要见长在于对选择渐进道路、保持政治稳定、平稳实现经济转轨有着较为深入的理解;作为过来人,对于转轨期间一些具有必然性规律性的内容看得比较清楚,知道有些事情早一天晚一天终究要发生。


回顾近现代以来,大国在半岛争夺的历史过程,不难发现,正统观念、意识形态因素一直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坦率说,面对半岛民族,当下中国距离她历史巅峰时期的文明地位有相当大的差距,我们既非“正统”,又非旧意识形态的原教旨坚守者。我们的身份是大陆国家,是摆脱各类有形无形枷锁探索本民族发展道路过程中的先知先觉者,能够拿出来感召对方、引领对方的,是四十年来国家发展、国力增强无可辩驳的事实,是四十年来摸着石头过河积累起来的知识和经验。


我国与日韩在产业发展领域仍存在差距,中国经济正处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时期,东北振兴举步维艰。是抓住有利时间窗口尽早进入、投棋布子、抢占先机;还是待价而沽,候水到渠成,是中国对外经济政策决策的重要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