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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冬:第三次结构性改革

发表于 2018-05-02    来源于:陶冬

习近平主席在博鳌论坛提出了四大改革开放新领域,接下来新任央行行长易纲提出11项金融开放新措施,其改革力度为近年所未见,赢得了海内外一片赞赏。


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至今,已经整整四十年了。在这四十年,中国经济经历了一场飞跃,从落后停滞的计划经济变身为全球举足轻重的第二经济体,在愈来愈多的领域内表现出强劲的活力。这个经济奇迹,是许多经济、政治、人口与外部环境等因素共同作用所达成,全球化和人口红利为其中两个突出要素,但是两次改革开放对中国经济的突变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催化作用。


第一次制度性变革来自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由此走上了市场经济的轨道,利益驱动下市场行为带起经济活力,奠定了中国经济的第一轮飞跃。第二次制度性变革得益于加入WTO,中国经济彻底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成为世界加工厂,也带来企业盈利、居民收入上的跃进。笔者认为,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制度变革红利,乃是近四十年经济奇迹的第一要素。


改革开放新措施的提出时间,与中美贸易纠纷重合,细节上可能也受到国际政治因素的影响,不过笔者相信这次改革再出发是一盘大棋,其意义也远远超过在贸易纠纷上息事宁人。中国经济正在面临重大的转型,产业需要升级,科技创新更临近突破前夜;同时国际环境风云突变,战后建立起来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必须重构,全球化大趋势也遭遇民粹主义和单边主义的挑战。


邓小平时期的改革开放,聚焦点放在制度变革和市场化上,通过激励机制的调整刺激企业个人的积极性,通过建立经济特区积极引进海外资金、技术。以加入WTO为契机的第二次改革开放,聚焦点放在融入国际大市场,同时通过国企改革、银行改革确立资源的市场分配机制。这两次改革通过机制上的改变,释放出了制度红利,分别令中国经济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第一次改革为中国成为世界加工厂奠定了基础,第二次改革将中国推上了世界第二把经济交椅。


新的一轮改革,也是着眼于体制上的突破,由此提高经济运作效率,寻求新的制度红利。不过与前两次相比,这次更聚焦于高端服务业。中国的制造业,在几十年的全球市场摸爬滚打中,竞争力以世界标准看是强的,而且这种实力正在辐射到高端制造业和科技创新能力。与制造业相比,中国服务业的竞争能力以世界标准来看并不很强。这和服务业受到政策保护缺乏外资竞争有关系,也和大型国有企业的市场垄断有关系。开放国门降低门槛,允许外资在同等条件下竞争,对于提高中国服务业的效率、还利于消费者是一件好事。


当然,这次开放清单中不少与金融业务有关。金融业牵一发动全身,如果处置失当可能对全社会带来系统性风险,所以监管如何适应新的市场环境和业界变化,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跟进的课题。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开放金融业打破现有的垄断是好事,外资进入后也有必要防范新的垄断(无论在行业还是在产品上)。


这次改革在保护知识产权上有突出的表述和承诺。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在保护知识产权上却仍有许多路要走。有人把承诺保护知识产权和美国的压力连在一起,其实这是中国经济走到这个阶段的必须。经济正在迅速攀升产业链,科技含量大幅提高,科技创新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在不少领域所获得的专利数量已经超过美国了,这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也是未来立足于世界之林的底气。没有知识产权的保护,企业的科技投入便难成规模,科技成果便得不到应有的回报,笔者看来这是涉及国本、国运的重大制度性安排,也是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后水到渠成的政策转变。


对于改革再出发,笔者举双手赞成。不过也必须看到,这次推出的许多政策措施,其实都不是第一次提出,部分甚至在2001年底加入WTO的协议清单中就已经出现过了。改革不在于讲什么,而在于做什么、怎么做。推进改革势必触及既得利益,决策层既需要有极大的政治勇气去贯彻执行,也需要有政治智慧将利益、机制与目标撮合到一起,更需要在国内外困难多变的环境下不忘初心,勇往直前。


当今世界普遍面临着过去的秩序、机制出现了问题,需要通过改革重构新的秩序。全球金融危机在提醒我们,极端政治势力冒起也在提醒我们,这个世界需要“change”,需要改革。一批又一批的政客在改革的旗号下上台,但是真正的改革措施并不多,成功的更少,雷声大雨点小是普遍现象。谁能在改革上迈出坚实的步伐,谁就在未来的世界中扑捉到先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