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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实:南欧已经成为复苏的短木板

发表于 2018-06-04    来源于:新浪财经

程实为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工银国际研究部主管,首席经济学家


“冰炭不同器,寒暑不兼时。”524日以来,意大利民粹主义政府组阁一波三折,与西班牙的不信任投票形成共振。南欧政治危机的升级不仅在当前引发全球市场恐慌,亦有可能在未来阻碍欧元区结构性改革,进而加剧欧洲债务压力。事实上,纵观近年欧洲危机演化,一个有趣的地理特征鲜有人提及,欧猪五国中,除了爱尔兰外,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均位居南欧,就连小岛国塞浦路斯,也属于南欧。为什么是南欧?


我们以为,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经济学范畴。如果将视野扩展至政治、历史和社会范畴,根本原因在于南欧具有鲜明的二元特征。二元化的南欧,已成为风险的策源地和复苏的短木板,持续加剧后危机时代欧洲政治经济的脆弱化。


首先,南欧具有二元政治文化。一种是残留的威权型政治文化,另一种则是新兴的公民型政治文化。在以流血革命的方式告别君主制后,南欧国家并没有一步踏入民主社会,而是普遍经历了一段极权统治的时期,1922年墨索里尼在意大利,1926年萨拉查在葡萄牙,1936年麦塔克萨斯在希腊,1939年弗朗哥在西班牙先后建立了独裁政权,直到1975年弗朗哥去世,南欧才真正翻过极权统治的一页,民主进程和公民社会建设得以加速推进。


君主制和极权统治残留的威权型政治文化一方面使得南欧民众普遍存在根深蒂固的“服从”心理,缺乏监督政府的意识和行动;另一方面使得各国地方当局习惯了“服从但不执行”的应对策略,政策落地缺乏效率。而由于公民型政治文化并不成熟,南欧民众在参政、议政过程中往往也欠缺足够的经验和理性。


正是受到二元政治文化的深远影响,危机爆发前,南欧政府的透支风险和债务风险在积累过程中未能得以充分暴露,有失审慎的政府行为也没有受到民权的有效制约;危机爆发后,长期结构调整政策和财政巩固政策难以得到有效执行,民众在危机过程中的表现也较为激进,不仅增加了危机治理的难度,也加剧了危机引致的社会动荡。


其次,南欧具有二元社会结构。南欧国家的社会结构普遍呈现出精英阶层和大众阶层对立并存的二元特征。人数较少的精英阶层在资源配置和规则制定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人数众多的大众阶层则居于从属地位。联系两个阶层的主要是恩从关系,强调起点公平和机会均等的公民社会发育不良。


南欧的精英政治本身是十分脆弱的,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缺乏经济稳定的基础,二元社会结构下南欧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大众阶层享受福利,但不拥有财富的主体,经济增长缺少中坚力量的长期支撑,南欧国家一旦陷入危机,就很难像极具韧性的美国经济那样快速走出衰退。


二是缺乏制度稳定的保障,二元社会结构下南欧虽然拥有较为健全的现代法律体系和社会制度安排,却缺少美国和中北欧那样的权力制衡,使得制度健全的外衣之下,充斥着权力寻租、庇护关系、黑幕活动等暗疾。


三是缺乏社会稳定的环境,南欧国家是高福利国家,但高福利并不意味着社会公平,根据《社会民主之再思考》一书中沃尔夫冈•默克尔所做的实证研究,从贫困、教育、就业、福利和收入分配五个维度比较欧美19个主要福利国家的社会公平,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和希腊的加权得分分别为-2.58-2.71-2.96-3.09,和爱尔兰一起排在了最末五位,二元结构引致的社会不公使得大众阶层对精英政治的不满和憎恶长期积蓄,这正是危机治理过程中南欧社会动荡加剧,甚至出现反精英政治潮流和无政府主义抬头现象的深层原因。


第三,南欧具有二元党群格局。不健全的政党和不理性的民众共同构成了南欧国家的党群格局。由于直至20世纪70年代,极权统治的阴霾方才散尽,因此南欧民主社会中的政党形成时间并不长,精英政治使得这些政党充满了派系色彩,政党竞争则变成了精英阶层内部不同利益集团的争斗,竞争过程并不是政治纲领的理性比较,而是恩从关系下施恩政策的利益比较,处于被施恩地位的民众也缺少对国家整体利益和长远命运的充分考量。


竞争的结果往往是某一派系的短暂胜利,随之则是这一派系在执政过程中对自我利益的强化。不健全的政党体系使得南欧国家的政局缺少长期稳定性,短期看,政党竞争往往会陷入僵局,就像2013年意大利大选那样;长期看,基本没有哪个政党能够长期获得民众的多数支持,政党轮替执政较为频繁,施恩政策的连番强化让南欧国家背上了愈来愈沉的债务负担。


此外,由于精英政治下南欧的社会团体数量较少,不同“派系”缺少相互调和的社会生态,因此,南欧的政党竞争更像是“多极”间的惨烈碰撞,而非“多元”间的互促发展,呈现出非你既我的排他性特征,这正是政治联盟稀缺,南欧政党竞争往往引发流血等极端事件、甚至变成社会动荡引爆器的根源所在,同时也是危机之后南欧政府在危机治理上乏善可陈的深层原因。


第四,南欧具有二元劳动市场。南欧劳动力市场里,政府力量的绝对水平超出欧洲整体,工会力量的相对增强超出欧洲整体。根据卡尔•艾金格和阿洛伊斯•古格在《欧洲社会经济模式》中的测算,南欧劳动力市场的政府管控指数为3.0(指数越高管控力度越大),是欧盟的1.24倍,而欧盟指数则是美国的3.39倍。


根据德国伊弗研究所的数据,2000年南欧劳资谈判覆盖率从1980年的70%升至80%,是欧盟的1.03倍,欧盟则是美国的5.57倍。这种二元结构导致南欧劳动力市场的僵化程度更高,也更易发生劳资冲突,市场供给和需求更难相互匹配。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南欧福利政策具有后向型特征,正如费雷拉在《照护层面的欧洲》中所言:“只有当不良后果产生的时候,社会完全网才会得以激活,这些政策仅仅是缓和了贫困和失业的打击,但没有预见产生贫困和失业的危险”,“授之以鱼,而非授之以渔”的福利政策导致南欧劳动力的能力建设相对不足,短期失业很容易演化为长期失业,根据德国伊弗研究所的数据,南欧兼职就业人群中“找不到全职工作”而非“没有中意的全职工作”的比例高达29.4%,是欧盟整体水平的1.53倍。


二元劳动市场和后向型福利政策的结合,使得南欧就业市场一旦恶化,其改善将是长期而曲折的过程,这也是危机冲击下南欧各国难以快速摆脱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


最后,南欧具有二元对欧情节。对于欧洲,南欧各国普遍存在二元情节,既渴望全方面融入欧洲,又缺乏足够的欧洲认同。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霍华德•威亚尔达主编《全球化时代的欧洲政治》中所言:“1500以来的大部分年代里,南欧一直处在欧洲核心地区的边缘。罗马帝国衰落,基督教分裂为东正教和天主教后,欧洲的中心重新转移到北方,南欧却落在了如新教改革、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以及加速的社会变迁和民主化进程等所有创造现代世界的伟大革命的后头,长期落于人后的南欧始终渴望融入欧洲,分享欧洲一体化的成果。但在融入欧洲的过程中,南欧国家始终摆脱不了“被轻视”的感觉。


这种感觉既由来已久,又不断更新,西方历史学之父罗多德曾在《历史》中感叹:“欧洲的边界模糊不清”,这种边界模糊往往变成了轻视的起源,拿破仑在攻占马德里后就曾轻蔑地宣称:“欧洲止于比利牛斯山”。即使在欧洲一体化迅猛发展的最近十余年里,其他欧洲强国对南欧的轻视也很容易察觉。例如,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前院长吉登斯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世界上最好的模式”,该模式集结了十个欧洲国家的优点,但这十个国家不包括葡、希、西和意中的任何一个。


更重要的是,在受到轻视之余,南欧各国融入欧洲的过程甚至还伴随着利益受损。以意大利为例,2000-2017年,意大利逐渐丧失了其领先优势,经济发展质量明显劣于欧元区。以2010年不变价计算,2000年意大利的人均实际GDP较欧元区高出800欧元,至2005-2006年,这一差距由正转负并不断恶化,至2017年,意大利人均实际GDP已经落后欧元区4000欧元,并且不及2007年危机前自身水平。同时,欧洲货币一体化对意大利外贸的提振作用也相对较小,2000-2017年,意大利出口年均增长2.68%,明显低于欧元区同期5.28%的均值水平。


此外,对于南欧精英阶层而言,融入欧洲也给其利用施恩政策和暗箱操作谋取集团利益带来了外部约束;而对于南欧大众阶层而言,由于南欧各国在历史上均有过辉煌时期,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也让他们对融入欧洲过程中德法表现出的傲慢充满了敌意。


正是基于这种二元情节,危机爆发后,即便急需欧洲援助,南欧精英阶层和大众阶层均对核心欧洲表现出反抗情绪。在2013年塞浦路斯危机以及当前的意大利、西班牙危机中,反欧元、疑欧、退欧浪潮此起彼伏。这种二元情节使得危机救助和危机治理更趋困难,单纯的金融市场指标也已经难以反映欧洲危机作为复合型危机的演化内涵和趋势所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