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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明高:中美贸易战会让中国走上日本的老路么?

发表于 2018-06-20    来源于:沈明高

作者:沈明高,赵洪岩,陈蒋辉


摘要


一般认为,贸易战没有赢家,但这只在特定的条件下才成立。当贸易摩擦甚至贸易战发生在世界第一与第二大经济体之间的时候,假以时日,一定会分出胜负。当初美日贸易战时是这样,当下中美贸易摩擦也是这样;在未来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或者美国成功地遏制了中国的崛起,或者中国反遏制成功并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中美发展的历史阶段决定了未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与以往不同,新时代的中美贸易摩擦起因复杂,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交错,美国既希望短期内大幅度缩小中美贸易顺差,更希望能够避免中国在更多领域内成为美国的直接竞争对手,而后者是不可避免的。


同样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下中国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的日本有很多共同之处,中美贸易摩擦有可能迟到但不会缺席。从发展模式看,中日都经历了出口主导的工业化进程;面临类似的挑战,对美外贸顺差高,叠加美国财政赤字高,以及本国房地产价格泡沫大和杠杆率水平高;并且,都处在低端制造业大规模转移的初期。


历时30余载的美日贸易摩擦,最终以日本房价泡沫破灭结束,美国成功地遏制了日本经济赶超的势头,之后失去的30年使日本横亘于高等收入陷阱。如果中国重蹈日本覆辙,房价泡沫破灭或系统性危机爆发,中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不可低估。


我们认为,中国有充分的条件避免重走日本的老路。其一,已有前车之鉴,即防止本币过度升值,防止过度依靠房地产业维稳经济增长。其二,认识到中美贸易摩擦的长期性,采取措施鼓励消费,即使不依靠出口增长,中国经济仍有能力保持4-6%的增速。其三,以鼓励国内消费应对美国贸易摩擦甚至贸易战,既让中国老百姓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也有利于化解地缘政治冲突。


善用大国优势,以国内消费升级带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八十年代末,峰值时日本制造业增加值占G20的比重较最终消费占比高10.5个百分点,这一剪刀差最终以前者向后者的回归结束。目前,中国制造业增加值与最终消费占比的剪刀差为23.2个百分点,如果走日本的老路,中国制造业升级几乎没有余地。反之,如果中国能够从出口大国转变为消费大国,使消费占比向制造业占比靠拢,就能大幅度拓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空间。


正文


一般认为,贸易战没有赢家;然而,当贸易摩擦或贸易战发生在世界第一与第二大经济体之间的时候,一定会分出输赢。假以时间,或者美国成功地遏制了中国的崛起,或者中国成功反遏制并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这一轮中美贸易摩擦的本质,是政治问题凌驾于经济分歧之上。尽管贸易纠纷尚未正式上场,贸易谈判的反复增添了中美博弈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这一轮贸易战发生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全球民粹主义抬头,以及中国经济有可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关键时刻。多重因素叠加,中美贸易摩擦或延绵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美国与日本的贸易战,历时近30 余载,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日本房地产价格泡沫破灭时结束,美国成功地遏制了日本崛起的势头。从此之后,日本离世界最大经济体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现在的中国与彼时的日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包括制造业扩张、房地产价格泡沫和经济的高杠杆率等,因而难以完全排除中国重蹈日本覆辙的可能性。


但是,新一轮中美贸易摩擦的核心,是美国作为现在的世界消费中心与中国作为潜在的世界消费中心之间的博弈。如果中美贸易战不可避免,只要政策应对得当,中国应该比日本更有条件赢得这场“战争”。


一、 中日贸易困局的同与不同


同样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现在与过去的日本有很多类似的地方。首先,都是出口带动本国工业化进程。无论是从全球制造业份额,还是出口占全球的比重,当下中国和80 年代末的日本具有很大的相似度。中国自2001 年加入WTO 之后,出口占全球份额快速攀升,2009 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2016 年,中国的出口占世界总出口的份额为13.1%(图表1)。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日本出口占比峰值也曾突破过10%。中日两国制造业产出份额跟出口市场份额几乎同步上升,在八十年代中后期日本制造业全球占比一度突破过20%,仅次于美国;在2016 年,中国制造业占全球的比重已达到25%,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图表2)。从人口规模来看,未来中国的出口和制造业份额都有上升的空间,但是这一过程将以其他主要国家的份额持续下降为代价,贸易摩擦甚至贸易战很难避免。


其次,都是发生在对美外贸顺差高、美国财政赤字高的“双高”时代。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大背景和上世纪八十年代很接近,当时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峰值时占美国整个逆差的50%左右,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的占比目前就在这一水平(图表3)。同时,目前美国财政赤字占GDP 的比重为1%左右,虽然远低于全球金融危机时期,但与八十年代的水平相当。


第三,房地产价格泡沫都处在较高水平。如果采用间接指标来衡量房地产价格泡沫,即房地产投资占GDP 的比重,中国目前处在主要国家的最高水平,即14%左右,即由于高房价导致更多的资源配置到房地产行业(图表5)。这一水平虽然还远不及日本九十年代初房地产价格泡沫破灭前夜的25%,但已经处于风险区域。美国历史上有多次房价泡沫破灭,但其房地产投资占GDP 的比重一般不到6%


第四,整个经济的负债率都偏高,违约风险较大。自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债务占GDP 的比重开始快速升高,由2008 年的142.8%上升到2017 年的256.3%,与日本九十年代初的水平接近(图表6)。


第五,都处在低端制造业大规模转移的初期。相对而言,日本属于较小的国家,其制造业人工成本占比上升较快,在1971-1981 年间,从25%左右跃升至50%左右(图表7)。相对而言,中国制造业人工成本占比已经接近日本八十年代初的水平,当时日本的低端制造业已经开始向中国转移。中国目前所处的阶段,恰好是由于人工成本提高,不少低端制造业向东南亚国家转移;中美贸易摩擦如果加剧,为规避高关税,会有更多的企业转移海外。


粗略划分,自二战之后,全球范围内出现过两次世界级的制造业转移浪潮:第一波是美国制造业向德国、日本转移,后期扩散至亚洲“四小龙”;第二波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日本、德国和亚洲“四小龙”制造业向中国转移。二战后日本百废待兴,利用相对廉价的人工成本,承接了大量从美国流出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奠定了日本制造业在世界的地位,出口也随之增加。但是到了八十年代,日本制造业工人已不再便宜,日本试图通过制造业升级来获得更大的发展,与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美国的利益冲突加剧,美国对日本发动贸易战。同样的,之前40 年中国制造业快速发展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相对低廉的人工成本,很多中国制造的产品都具有劳动密集型的特质。然而,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制造业人工成本优势也在逐渐丧失。中国制造2025 就提出要重点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产业,机器人,轨道交通装备等行业,形成了对美国相关产业的冲击,同样使美国感到了危险。


当然,中国与日本也有很大的不同之处,即日美贸易摩擦发生在日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后,而中美贸易摩擦则发生在这之前。我们认为,按PPP 计算,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达到美国同期人均GDP 的三分之一,即是中等收入陷阱的门槛。日本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即跨过陷阱,而其房价泡沫破灭发生在30 年之后,可以说日本掉入的是高等收入陷阱(图表8)。就人均GDP 相对于美国的比例而言,中国目前接近25%,如果由于中美贸易摩擦引发中国房价泡沫破灭或系统性危机,我们不应低估中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从时间维度来看,要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未来10 年最为关键。一方面,需要采取有效措施,避免中美贸易摩擦短期内急速恶化;另一方面,需要找到摆脱贸易摩擦纠缠、同时又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可持续新动能的长期解决方案。


二、 美日贸易战的长期性及结果


美日贸易摩擦始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在七十、八十年代进一步升级,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进入白热化阶段,前后持续时间长达30 余年。在这期间,美国对日本发动了大约7 轮贸易战,涉及纺织品、彩电、钢铁、汽车、半导体等产品,也提出过开放日本国内市场和日元升值等要求(图表9 10)。


1、纺织品战(1968-1972):其实早在五十年代开始,日本纺织品对美出口就开始增加,引起了美国纺织品行业的不满。由于日本是二战的战败国,在政治经济上依附美国,在贸易谈判中比较弱势;两国在纺织品贸易方面签订的协议包括1957 日美纺织品协议,1963日美棉纺织品长期协定,最终在1972 年达成美日纺织品贸易协定。这场纺织品摩擦拉开了美日贸易战的序幕。


2、彩电战(1976-1977):七十年代起,日本彩电行业飞速发展,出现了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彩电巨头,对美国彩电出口也迅速增加,约占美进口彩电的90%,占据美30%以上的市场份额。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针对这种现象采取了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作出了不利于日本的裁定,要求日本主动限制对美彩电出口,日本政府也不得不鼓励本土企业进行海外投资。


3、钢铁战(1976-1978):几乎在同一时间,日本钢铁业也飞速崛起,美日钢铁贸易逆差日趋严重。美国要求日本自愿限制对美钢铁出口,并通过1977 年反倾销起诉和301 条款等对日本施压。最终于1974 年美日签订了自愿限制出口备忘录,1976 年签订了特殊钢进口配额限制协定,1978 年建立了美国钢铁自动启动反倾销诉讼的制度。


4、汽车战(1979-1981):进入八十年代,日本本田丰田等汽车厂商崛起,物美价廉的日本车广受世界欢迎,日本汽车产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首位,而美国汽车行业开始走向衰落。美国发动对日汽车贸易战,要求日本自愿限制汽车出口,开放国内市场,并要求日本汽车厂家到美国投资建厂。最终,到1981 年两国签订美日汽车及零部件贸易协议(后于1994 年撤销)。


5、汇率战(1987-1991):面对美国的步步紧逼,日本政府选择的策略是一再妥协,但是仍然没有扭转日本对美国越来越大的贸易顺差。于是,美国将此归因为美元的强势。1985 9 22 日,美日德法英五国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联合干预国际外汇市场,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包括日元)有序贬值,以达到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的协议,这就是著名的广场协议。


6、半导体战(1987-1991):广场协议并没有缩小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八十年代后期,美国对日本半导体行业的贸易逆差越来越大。美国发动第六轮贸易战,通过301 条款,反倾销诉讼条款等禁止日本企业在美投资与并购,并对日本半导体行业征收制裁性关税。半导体战以1987 年两国达成美日半导体贸易协定结束。


7、结构性障碍(1989-1994):八十年代末,美日贸易摩擦的焦点转向结构性因素。


1989 年美国根据国家贸易评估报告,启用超级301 条款来迫使日本启动谈判。紧接着,美国以国务院、财政部和贸易代表处三个部门为主导,与日本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谈判,最终两国签订《美日结构性障碍协议》,日本承诺10 年内投入430 万亿日元公共投资,并修改不利于外企投资的相关法律,调查商品价格并控制公共用品价格。在美国发动轮番贸易战之后,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并没减少,但逆差上升的势头得到了


遏制。从美日贸易逆差总额看,从1979 年到八十年代峰值(1987 年)时,总额增加了


8.5 倍;这之后到1994 年逆差额最高值只增长了17%(图表11)。从相对值来看,美日逆差占美国总逆差的比重于1991 年达到创历史记录的50%之后,即持续滑落到目前的10%左右。从这个角度看,美日贸易摩擦最终分出了输赢,日本原有的增长模式终结。


客观而言,日本资产价格泡沫的破灭不能完全归结为美日摩擦,也有政策操作失误的原因。作为对照,德国马克在同期对美元大幅升值,但是德国政府的应对措施更为积极主动,对德国实体经济的影响较小(图表12)。日本央行奉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日本本土的资产尤其是不动产迅速升值,直到八十年代末日本央行才意识到泡沫的严重性,开始主动挤泡沫,但已为时太晚。


当然,由于中国经济的崛起,日本的相对衰落或许是不可避免的。假如美日贸易摩擦没有发生,则有两种可能:或者,日本利用先发优势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这是美国希望避免的;或者,日本仍不可避免地被中国从总量上超越,美日贸易战并没有改变日本经济原有的轨迹。


三、中国可能的选择


展望未来,我们认为,中国有充分的条件避免重蹈日本覆辙。其一,已有前车之鉴,避免重走日本老路的两个关键点已为各方熟知,一是防止本币过度升值,二是防止过度依靠房地产业维稳经济增长。其二,如果认识到中美贸易摩擦的长期性,则应采取措施大力挖掘14 亿人口消费潜力,即使不依靠出口增长,中国经济仍有能力保持4-6%的增速。其三,以鼓励国内消费应对美国贸易摩擦甚至贸易战,可以事半功倍,既让中国老百姓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也有利于化解地缘政治冲突,毕竟在未来20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最有潜质成为世界新的消费中心。


3.1 短期注重化解贸易战风险


短期来看,贸易摩擦确实没有赢家,在全球化的今天尤其如此,这是短期化解贸易战风险的切入点。相比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现在全球化更加深入,如果中美开启贸易战,最先受伤的将是跨国公司。根据2016 年上半年的统计数据,中国对美出口最大的25 家企业中有21 家并非中国大陆企业,其中14 家来自台湾地区,4 家来自美国,2 家来自韩国,1 家来自香港。这些对美出口最大的企业,其实不少都只是代加工企业,比如在这25 家公司中,就有来自台湾地区的鸿海精密的三家分公司,其主要业务就是从其他地区进口组件,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组装成电子成品,然后出口到海外,其中又以对Apple 产品的组装最为出名。但是鸿海精密(中国)的生产附加值其实并不高,之所以能位列对美出口最大企业之一,在于目前并不合理的国际贸易计算方法。所以,中美贸易关系恶化,不仅会伤害到中国,也会伤害到日本韩国等盟友,也包括美国的企业。


此外,中美外贸顺差或已经开始见顶回落,而且两国经济结构决定了产业的互补性大于竞争性。从中美贸易顺差的结构来看,来自下游制造业的占比已经大幅下降,随着低端制造业向海外转移,这一部分的顺差继续减少只是时间问题。即使中游资本品行业带来的顺差上升,主要是同一产业链上的互补关系而不是竞争关系(图表13)。目前中国中游企业产品出口到美国,不少是作为美国下游企业的投入品,如果对这些产品征收高关税,势必会抬升美国下游企业的原料成本,削弱美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同样,美国从中国进口占比最多的行业中,不少是以旅行用品,鞋类,纺织品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多是占美国出口份额比较少的行业,美国不从中国进口,也需从其他国家进口,即对这些中国产品征收高关税,只是美国外贸逆差的转移而不是减少(图表14)。


3.2 长期立足鼓励国内消费


加快推进城市化,是鼓励消费的根本途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日本的城市化已经处在后期,城市化率已经超过80%;而目前,中国按照常住人口计算的城市化率仅为56.8%,仅相当于日本五十年代的水平(图表15)。因此,不同于当年的日本,未来30 年左右,中国会有超过20-30%的人口在城市定居,国内旺盛的消费需求,可以降低对外需的依赖,以保持合理的但更高质量的经济增速。


改革开放40 年来,工业化带动了中国经济的崛起,但是中国的消费相对滞后。中国出口、投资和消费占G20 的比重分别从1980 年的1.6%2.2%1.4%,快速提升至2016 年的22.0%27.9%10.1%,消费没有同比例增长。中国人均消费占人均GDP 的比例从全球范围内来看明显偏低。按照我们的估算1,未来30 年,按不变价计算,中国消费支出大约可以增长4-7 倍左右。但是,如果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因素,增幅将大幅度提高,中国名义消费增幅或可能会高达18-32 倍左右。目前,中国消费总规模已经超过日本,但仍只是美国的30%。如果我们按照中国过去10 年增速外推,同时维持美国的路径不变,那么,中国居民消费支出总规模或于2037 年左右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中心(图表16)。


3.3 善用大国优势,以消费升级带动制造业升级


大国优势是中美贸易摩擦中值得关注的中国优势之一。日本在失去出口增长支撑之后,制造业增加值占G20 的比重即掉头向下,从1993 年最高点的24.3%,跌至2016 年的8.6%(图表17)。从占比来看,日本回到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出发时的水平。与此同时,最终消费支出占G20 的比重也缓慢下降。八十年代末日本制造业与消费占G20 比重的剪刀差,显然是不可持续的,日本的制造业占比最终回到了由消费实力决定的水平。


与日本九十年代初相比,中国完全可以选择另一条道路。表面上看,目前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和最终消费占G20 比重的剪刀差为23.2 个百分点,远胜于日本八十年代剪刀差大时的10.5 个百分点(图表18)。如果中国走日本的老路,制造业占比或逐步向消费占比回归。而现实是,中国消费占比已经在缓慢上升,如果能够通过必要的改革和创新,如前面提到的城市化,以及可能的减税和提高社保、医保福利等措施,将中国从出口大国转变为消费大国,中国的消费占比有可能向制造业占比靠拢,并最终推动后者的上升。中国最终能否成为消费大国,不但决定了中美贸易摩擦的结果,也将最终决定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