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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文生:必然的摩擦、不必然的萧条

发表于 2018-07-20    来源于:四十人论坛

来源: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下文为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光大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在717陆家嘴资本夜话系列讲坛第13期的演讲记录稿。


近期市场关注美国对中国增加关税带来的贸易摩擦,甚至有担心“贸易战”的可能性。我们回头想一想的话,“全球化”包含两个重要的方面,即贸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触发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已经有所回调,全球范围内都在加强金融监管,尤其是巴塞尔协议三的出台,中国从去年开始也在加强金融监管,可见金融自由化往后回撤的现象已经发生了。而贸易自由化似乎是从今年开始有所退步,集中体现在美国特朗普总统不仅对中国,也在对其他的贸易伙伴增加进口关税。


我们要从大的趋势来理解全球化这两个载体——金融和贸易正在发生的变化,那么应该怎样理解,以及对我们的影响会怎么样呢?最近很多人担心中美贸易摩擦对全球经济的冲击,甚至有人拿现在和1930年代比较。1930年代的贸易战,国家之间相互报复互加关税,被认为是导致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以后经济长时间陷入萧条的重要原因。所以现在全球会不会面临这样一个风险?我的观点是,摩擦难以避免,但萧条是可以避免的。我们对经济的看法不要因为贸易摩擦而变得太悲观,现在和1930年代存在重要差别。


美国保护主义抬头


首先,我想大致回顾一下贸易全球化的历史。美国有着贸易保护的传统,历史上美国几任总统尤其是共和党,主张实行贸易保护。早期美国和欧洲,尤其和英国竞争的时候,美国为了保护国内幼稚产业实施贸易保护主义。


从历史上看,1860年英国和法国签订贸易协定开启双边自由贸易,这个协定就是降低关税,同时引进最惠国的概念,并自此开启了从1860-1910年的全球自由贸易时代。尤其是在1860-1880年,当时英国在全球经济中最富竞争力,极力主张自由贸易,但到1880年以后,随着英国经济优势的降低,贸易保护的势头慢慢地就起来了。尤其一战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1920年代美国和欧洲国家开始增加贸易关税。当时的背景和现在有点类似,1920年代美国贫富差距非常大,和现在金融自由化、贫富差距、资产泡沫的情况类似,当时有些人把社会分化问题怪罪于国际贸易的竞争。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对经济冲击很大,19306月美国国会通过Smoot-Howley Tariff Act,该法案就是对美国几百种进口商品大幅增加关税,当时美国的关税政策主要是国会来决定的,法案通过以后,有几年时间国际贸易大幅萎缩,对经济的冲击很大。所以1934年美国国会通过the Reciprocal  Trade Agreement  Act,把关税决策权授予总统,开启美国战后推动自由贸易的大时代。


二战后自由贸易最具代表性的是1948年成立的关贸总协定(WTO前身),它最重要的特征是多边机制,通过多边相互制约、相互降低关税,降低非关税贸易壁垒,进而推动贸易自由化。而1995WTO的成立,可以说是贸易自由化达到了一个顶峰。贸易自由化尤其是多边机制对全球经济在战后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贸易自由化也带来一些问题,对社会的不同阶层、不同行业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受益多一些,有的人受益少一些,有的人甚至是受损,所以带来一些争议。


那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中美贸易摩擦成为一个问题?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变成很大的争议点?这背后当然有政治、国际环境变化的因素,但根本原因还是反映了中美经济相对的变化,尤其是美国国内不同社会阶层的分化。这里有一个统计分析,2000-2014年间美国229个都市区有203个的中产阶级数量萎缩。如果以实际收入来衡量的话美国不同阶层的中位数收入是下降的(见图1),而平均数可能上升,这背后的原因就是贫富差距加大,这是美国国内的背景。特朗普的支持者多为是白人中产阶级,他们在过去二三十年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中可能感觉受损最大,当然这不仅是国际贸易的问题,技术进步、金融自由化等因素都有影响。但一般来讲,把这个责任推给外国人更为容易。


中国和美国占全球GDP的比重此消彼涨,就中国经济的定位来讲是种非常特殊的情形。从人均GDP来讲,中国只有美国10%多一点,我们还是典型的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但同时我们又是第二大经济体,经济规模大(见图2),导致我们的经济规模和发展水平之间的反差。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再来看特朗普贸易保护主义的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从多边回到双边,比如说要求和加拿大、墨西哥重新谈判北美贸易协定,甚至威胁WTO必须改革,否则就要退出,而且他等不及改,现在直接就双边采取措施。为什么要回到双边呢?因为回到双边,对美国有利。贸易问题如果多边谈,他的影响力就小了,双边谈判的话美国是超级大国,可以逐个击破,这是美国特朗普的一个策略。


第二个特征就是“美国优先”,利用其超级大国的经济优势,采取强硬甚至威胁的手段。历史上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多数是共和党推动的,这次也一样。共和党在2016年大选之前就提出一个建议叫边境调节税,简单来讲,要对税制进行改革,对进口征收关税、对出口提供补贴。也就是说与特朗普向贸易伙伴征收进口关税的做法相比,共和党的边境调节税往前更走了一步。总体来看共和党的诉求就是要保护国内的产业。


我们看到美国今年以来的一些措施,比如说1月份对太阳能组件、洗衣机征税,3月份对钢铁、铝制品征税,这些并不仅仅针对中国。再有4月对从中国进口的500亿美元商品征税(其中340亿已经落实),6月份针对欧盟汽车进口征税,而特朗普下一步的威胁就是针对从中国进口的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10%关税。


美国从多边回到双边,对解决它认为的核心问题更有优势,另外其实也不仅是针对中国。大家说战略竞争、体制竞争,中国的经济发展目前给美国很大的竞争压力,这个因素是有,但不完全,根本上还是反映了共和党或者特朗普从自由贸易主义往后退,回到过去贸易保护主义的状态。


具体到中国,特朗普对中国的抱怨似乎主要在以下方面。第一是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规模特别大。也有不少人讲,其实问题不在于这,而是中国的竞争减少了美国的就业机会,比如抱怨我们的钢铁产能过剩对其钢铁行业的负面影响。


第二是贸易条件不利于美国,因为美国现在制造业的优势降低了,他更有优势的产业是高科技,甚至是一些无形的资本,而不是有形的资本。他认为主要是因为对知识产权的付费没有得到保障,以及被强迫通过技术来换取中国市场。一般意义上国际贸易理论讲的贸易条件是指一个国家出口价格对进口价格的比例,比例上升就代表贸易条件就改善,因为可以用更少的出口来换取同样的进口量,这是传统意义上的贸易条件。那么现代的国际贸易,涉及到服务业,涉及到一些无形的东西,涉及到知识产权,它也有一个贸易条件,出口价格和进口价格。美国认为在这些方面吃亏了,贸易条件对自己不利。


第三就是国家安全问题,中国在目前在制造业的全球产业链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美国很多生活、生产的环节都对中国的产业链有依赖,所以一旦有什么冲突,会对国家安全有影响。比如中国的粮食一定要靠自己,土地18亿亩红线不能突破,理论上讲国际分工可以减少国内粮食种植,但这会带来国家安全问题。美国现在也有这个担心,在产业链上对中国的依赖越来越多,怕情况有变,而最近中兴事件也值得我们反思国家安全问题。所以对国家安全的担心,可能带来对全球产业链、国际贸易等问题的重新思考。


以上这几个担心,比如减少就业机会、贸易条件不利于美国和国家安全问题,最终还是体现在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很大。贸易争端不仅仅是贸易逆差、顺差的问题,但最终载体还是体现在贸易不平衡问题上。


所以我们分析中美贸易摩擦,还是要看它的载体,即贸易差额的来源是什么。经济学有三个不同的视角,这些视角其实都对,但强调的侧重点不一样。第一个就是很多人都熟悉的传统微观的视角,即贸易差额就等于出口减进口。通常我们把进出口和关税、贸易壁垒、贸易条件、汇率这些问题联系在一起,所以大家很容易想到特朗普看贸易差额这个视角,他从关税入手,从贸易保护壁垒入手,这是一个比较微观的分析框架。


在过去四十年全球自由化强调市场的环境下,做经济分析的通常会从宏观的视角来看,即贸易差额等于储蓄减国内投资。一个国家每年生产多少东西,其中消费了多少,剩下的就是储蓄,储蓄就要用来投资,如果国内的投资需求不强,就要把这些储蓄出口到国外来消化这些储蓄,也就是说必须要有一个顺差。从这个视角来看,贸易差额是一个宏观经济平衡的问题。美国有贸易逆差,不能简单地说他的出口没有竞争力,是美国整个国家的消费、储蓄、投资不平衡所带来的结果,这应该说是过去几十年主流的观点。现在市场上也有一些分析,有人讲看关税没用,而是美国的消费和投资行为决定的,这话对不对?这话对,但也不对,因为这两者实际上是不同的侧面,这两者最后可能都有影响。


还有第三个视角,就是储蓄和投资视角延伸一点,认为贸易差额是对外净资产的变动,美国贸易逆差意味着美国对外负债越来越多,中国贸易顺差意味着中国对外的净资产越来越多。什么因素决定一个国家的对外负债和对外资产呢?有很多因素,比如说发展阶段不一样,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阶段资本回报率可能比较高,可能愿意借一些外债,而到了发达阶段,收入高了且国内投资机会少了,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国家投资回报率更高一点,就愿意持有更多的海外资产。那如何来获得海外资产呢?一个国家要获得更多的海外资产,只有用商品、用顺差来换取海外资产。那么美国本身的特殊情况,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大家都要美元,都要用商品换,所以美国有逆差。其实不仅仅是国际储备货币这个狭义的概念,它反映了美国的资产回报率总体来讲比较高,所以全世界的人不仅愿意买美元资产作为流动性资产,比如买美国国债,也愿意买美国的风险资产追求高回报。所以其他国家对美国资产的需求不仅是因为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还因为美国的资本市场提供了有深度、有广度、回报率相对比较高的资产。大家都去买美国的资产,你就要用商品去换,所以美国必然是逆差,这里面和其技术进步和创新能力有关系。


所以这三个视角都是恒等式,但是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第一个是微观的,第二个是宏观的,第三个是金融的概念。这三个视角告诉我们,从不同的侧面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现在的贸易摩擦、贸易冲突问题。


微观与实体视角:关注贸易条件


我们首先从微观和贸易的视角,就是贸易差额等于出口减进口的视角来看。我们讲为什么要有贸易保护主义?基本上有两个大的逻辑,一个就是保护幼稚产业,比如我们中国汽车行业刚开始发展的时候关税比较高。这一理论是美国早期贸易保护主义的重要逻辑,但现在不成立了。历史上还有个理论叫最优关税论,即关税有时候是合理、有利的,看起来似乎和自由贸易理论有点违背。


那么最优关税理论是怎么来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图3,横轴是进口的量,纵轴是进口的价格,向下倾斜的曲线是进口需求,比如美国国内对进口的需求,进口供给比如说中国提供给美国的进口,这条曲线是往上倾斜的,这两条曲线的交叉点就是自由贸易平衡点。所谓的最优关税理论,在这个自由贸易点的上下征收一个关税,征收关税的结果使得进口的需求价格和进口的供给价格不一样了,变成一个是a,一个是bab的差距价格就变成关税交给美国政府了。这个关税是不是合理的呢?按照最优关税论的分析,我标的部分就是美国国内消费者给美国政府交的税,的部分是他国的生产商交给美国政府的税,体现为生产商供货价格下降了。起初均衡的价格是自由贸易的价格,但加关税以后为了维持对美国一定的出口,中国的生产商可能把供货价格降下来,降到低于自由贸易点的位置。


①是美国老百姓交给美国政府的部分,美国政府可以通过减税或增加社会保障支出的方式还给老百姓。②是中国生产商交给美国政府的部分,这就是美国净得的。但美国也要付出代价即③,叫做无谓的损失,失去了国际自由贸易带来的一部分消费者剩余,中国本来可以提供进口给美国老百姓更多的选择,但现在这个选择少了,国际竞争小了,也带来效率的降低。按照最优关税论,如果②比③大,对美国来讲是有利的。


那么②和③哪个大取决于什么呢?应该是取决于这两条曲线的斜率,即商品需求和供给的价格弹性怎么样。假设美国加征关税,商品价格提高,如果美国的需求不变,中国的生产商就不需要降低价格,所有的成本都是美国消费者承担,美国消费者给美国政府交税,这个交税实际上内部是相互抵消的。另一方面,如果中国的供给弹性很大,即美国加征关税中国并不降低商品价格而是转售其他国家,这种情况下美国也不能获利。对谁有利取决于进口和出口的弹性。


关税是不是有利于征税国?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才可以。比如说美国,第一是关税必须在温和水平,如果关税太高—ab非常高的话,的面积就越来越大,国际贸易量的萎缩带来的无谓损失就越大,对美国就不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贸易战两败俱伤呢,因为双方报复性加关税,超过了合理的水平,对美国也不利。这也是为什么国际贸易摩擦往往都有报复,因为报复使得对方难以获利。回到中美贸易摩擦问题,中国有这么大的贸易顺差,而且中国的产品比美国的替代性高,真正打贸易战对我们肯定是不利的。但是如果不跟对方打,不报复对方,就很难止战,因为对方会觉得有所获利。所以这就是贸易冲突的复杂性。


所以对征税国来讲,第一个条件就是关税的水平最终不能太高,要在温和的水平。第二个条件是本国对进口需求的弹性大于零。也就是关税带来的消费者价格上升会导致进口的需求下降,进而迫使中国的生产商降低价格。或者说价格高了以后,美国的消费者必须降低需求,给中国的生产企业带来压力。第三个条件是进口供给的弹性不是无穷大。中国的生产企业被迫降低价格以后,价格对出口量的影响不是很大,如果中国企业可以在其他地方把产品卖掉,对我们也就没有影响了。


把后两者加起来,意味着关税对美国有利的一个必然体现是,就是美国贸易条件改善,进口商品的价格相对于出口价格下降。所以我们需要仔细想想美国加关税的逻辑是什么,美国认为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通过市场换技术等问题,不利于其贸易条件,怎么办呢?就通过加关税降低从中国进口商品的价格,进而改善自身的贸易条件。等于说,按照美方的逻辑,美国在高技术环节贸易条件受到的损失,要通过制造业或者一般商品的关税把它补回来,这是从微观的贸易角度来理解它的逻辑。


那么贸易条件的改善,进口需求和供给的弹性,最终取决于什么呢?其实还是取决于商品的可替代性。商品如果很容易找到替代品的话,我们的生产企业就没有议价的能力。贸易战对双方都不利,但并不是同等的不利,谁的商品可替代性大些谁就处在不利位置。所以贸易战虽然两败俱伤,但真要打起来,我们中国受损更大,因为美国出口给我们的东西是难以替代的,包括大豆都是难以替代的,不要小瞧农业,土地的供应是有限的,更不要说美国的高科技。总体来讲,我们提供给美国的商品可替代性比较大,贸易摩擦、关税的相互报复对我们更为不利。


谈到中美贸易的时候,美国对华的一些具体商品贸易逆差很大,比如电脑、电子产品、电器设备等等这些跟科技有关系的商品(见图4和图5)。美国对我们的依赖很大,似乎像单边贸易,但背后其实是跟全球产业链有关系的。在中国组装的苹果手机出口到美国,背后这些组件则是来自于其他国家甚至美国自身。这又带来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并没有那么多,中美贸易摩擦实际上是美国和中国以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东亚的贸易伙伴之间的矛盾,只不过最终商品出口到美国是以中国出口的形式来体现的,这是一个全球产业链专业分工的结果。


现在全球分工越来越细化,好处是提高了效率,但在有些人看来不好的地方就是相互之间依存度越来越高了。这也是本次贸易摩擦对全球经济冲击的一个重要方面。过去传统的理解,中国和美国打贸易战,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减少可能其他国家受益,但现在来看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其他国家对美国的出口本来就包含在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里面。这次中美贸易摩擦是带有全球性的,尤其是中国产业链链条上的国家是会受损的,这并不是两个国家本身的问题。1930年代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加税,是针对欧洲很多国家加税的,类似全面的贸易战,假设美国以后就限制在和中国的贸易摩擦里,是不是和三十年代相比影响范围就小了?其实不一定,因为全球产业链带来的相互依存影响,使得贸易冲突如果恶化,对全球应该都不是好事情。


下图我们对美国征税对中国出口和经济增长直接影响的估算(见图6和图7),如果不考虑第二轮贸易报复仅考虑对500亿、2000亿美元商品的征税,总体影响还是比较温和的。当然很多人讲了关键还要看间接的影响,比如双方若互相报复、互相加码,可能带来未来营商环境巨大的不确定性,进而对企业的投资行为和未来的发展规划产生很大的负面冲击。这个冲击可能比直接的比如说美国给中国加10%关税影响要大。10%的关税肯定有影响,但我们的经济里面自身就有扭曲的因素,并不会因为加了10%的关税就垮下来,关键是不能互相加码。


刚才讲了温和的关税对征税国是有利的,尤其是征税国的产品有优势、可替代性低的情形。但为什么今天中美贸易摩擦,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反对呢?我刚才讲的最优关税论是理论上的概念,实际上很难做到。为什么呢?第一个原因,贸易伙伴报复是两败俱伤,而且报复导致的关税水平上升后负面影响会越来越大。第二个原因,理论上讲温和水平的关税是有利的,即使对方不报复,是不是就意味着征关税是好的呢?也不是,因为关税这个东西涉及到经济结构,涉及到不同行业的利益,很多时候不是一个经济成本和效益分析的问题,是一个利益集团的博弈,所以往往就会导致利益集团的游说,就使得关税水平超过了最优的温和水平。这可能对单个企业或行业有利,对整个经济是不利的。第三个,关税具有很明显的以邻为壑特征,我刚才讲的②大于③,②是其他国家的生产企业给征税国交的税,这个不符合帕累托最优原则,所以主流经济学都是反对关税,主张自由贸易的。这是从微观的角度来看。


宏观与金融视角:关注汇率


下面我想从宏观和金融的角度看贸易摩擦的问题。我首先讲一个重要理论叫做Lerner  Symmetry  Theorem——关税的对称假说,美国经济学家Lerner193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从功能上来讲,对进口征税等同于对本国的出口征税,也就是说美国现在对中国的商品征税,效果等同于对美国的出口征税。乍听起来好像不对,但仔细想想是有道理的。为什么?美国征收进口关税之后,进口商品价格上升,进口需求就下降了,进而贸易伙伴收入减低,对美国的进口需求下降,美国的出口也就少了。所以对称理论重要的结论是什么呢?增加关税并不能改变贸易差额。但贸易平衡不变,不代表贸易条件不改善,贸易条件是可以改善的,改善的要求必须是进口的需求弹性大于出口的需求弹性,这跟市场的垄断性、产品的可替代性有关系。


那么贸易条件改善,它必然的结果就是征税国的货币升值,因为出口价格相对于进口价格上升,可以用更少的出口换取更多的进口。这种情况下,要达到贸易平衡的话,必然征税国的货币要升值抵消贸易条件改善的影响。所以说对称假说意味着征收关税对美国的贸易平衡是没有影响的,但美元是要升值的。我们可以从宏观角度再仔细地分析一下,我这里用Mundell-Flemming开放经济模型分析。


在固定汇率制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不变的情况下,进口价格上升,美国老百姓发现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价格上升了,他会把需求转移到其它的商品,包括美国国内生产的商品上。所以需求转向国内商品,再叠加一个乘数效应(国内生产替代品的企业受益,进而利润增加,工人工资可以提高,并进一步增加消费需求),导致的结果就是美国的产出实际上是可以增加的,大家看到加关税不一定带来国内的增长要下降,它可能会带来总需求下降,但是总需求是分布在国内产出和国外进口这两个方面。我们现在说的加关税是降低了国外的进口,但不一定降低了国内的产出。所以不能简单的说美国政府加关税,美国经济就一定不好了,它有一个需求转移的影响。这是从实体经济来看。从货币来看,进口价格上升,需求转向国内商品,贸易顺差改善,在固定汇率制下,贸易顺差改善往往带来货币供给增加,是通胀的影响。当然它对贸易伙伴是不好的,等于是把贸易伙伴,比如本来对中国商品的进口需求转移到美国国内了,所以对中国来讲就是一个通缩的影响。在固定汇率制下,对美国经济增长是有利的,对中国当然是不利的,对中国经济增长是一个下行甚至是有通缩的压力。


在浮动汇率制下,进口价格上升使得需求转向国内商品,贸易条件改善、顺差上升的结果是美元要升值,美元升值导致需求回归到进口商品,美元升值,人民币贬值,中国商品的价格又回到有吸引力的水平了,导致的结果就是美国的GDP不变,贸易差额也不变,但是美元升值。   


也就是说加征关税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与汇率制度有很大关系。固定汇率制下,美国加关税对美国的经济增长是好的,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不利的。但如果是在浮动汇率制下,这两国可能都不受影响,但美元对人民币要升值。这是从总量来分析。


那么,结构性的影响是什么呢?美国加关税,首先受益的是美国政府,因为征收了关税。其次受益的就是进口替代产品的生产者,美国国内或者是其他地方的,其实最终还是体现为美国国内的。那么受损的是谁呢?美国消费者,但此处要打一个问号,要看什么样的汇率变化,如果美元升值的话,美国消费者面临的价格也不会上升。一个流行的观点说美国加关税,美国消费者会受损,不一定,要看美元汇率怎样变化,如果美元升值,美国消费品的价格就不会上升。还有美国的出口商品生产企业也会受损,对进口征税实际上就是对出口征税,这是从美国的角度来讲的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最关键的就是汇率制度和汇率的变化。


这就涉及到美元的汇率问题和美国的贸易差额相对中期的一个观点。我刚才提到从宏观经济平衡来讲,贸易差额是储蓄和投资之差,如果关税不影响美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的话,那么必然意味着美元升值,抵消贸易条件改善的影响,使得美国的贸易差额不变。这就带来一些问题,到底什么因素决定了美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最近我在青岛参加中国财富论坛,当天早上格林斯潘从美国视频讲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发了一个图,他认为加关税没用,不会降低美国的贸易逆差,原因是什么呢?他认为美国的贸易逆差和美国的社会福利支出有关系,美国在过去几十年社会福利支出越来越多,随着美国社会福利支出增加,美国私人部门的储蓄率下降,所以他的贸易逆差就增加了(见图8)。


为什么美国私人部门的储蓄率会受社会福利支出的影响呢?就是政府给低收入阶层的社会保障支持和福利支出,钱给到低收入阶层之后,他们的消费倾向高,所以平均来讲,资源没变,但整个社会的消费多了,所以贸易逆差就多了。这是和美国政府财政的二次分配有关系的,图9体现美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市场分配收入的差别。我不太认同格林斯潘的这个观点,将贸易逆差归责于对穷人的帮助是有问题的,还有其它方面的原因。比如说美国家庭财富的增加降低了私人储蓄,我们为什么要储蓄?储蓄是为了累积资产,如果我的资产价值上升了,就没那么大动力增加储蓄。假如说你买的股票突然翻了一倍,财富大幅增加,你明天可能就买一辆新车,你的消费行为就发生了变化。


大家看美国家庭部门的净资产和储蓄,几乎完全是相互抵消的关系(见图10),不是美国人不理性,而是他们的财富增加。他们的财富为什么增加?就是贸易差额的第三个视角,贸易差额等于对外净资产。因为大家都来买美国的资产,美国资产的估值就比较高,当地人的财富就会自然而然增加。美国的财富是因为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高科技以及有深度和广度的资本市场带来的。所以它会体现为美国的对外负债增加,但老百姓私人部门的净资产是增加的,美国的对外负债很多主要是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美国国债很多是外国人持有的(见图11)。


那么关税对中国有什么影响?第一步初始的影响,出口会下降。本来是出口到美国的,现在出口到美国的少了,国内的供给就多了,进而国内价格就有下行的压力。有人说,我们不能出口到美国可以出口到其他国家,但这改变不了基本的情形。我们现在不是固定汇率制,但我们还是可以划分两种情形,一种是汇率灵活性不够,也就是说贬值幅度较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总需求下降,经济增长有下行甚至通缩压力,贸易条件恶化。但如果汇率有足够的灵活性,汇率贬值能够抵消美国关税增加对我们出口商品价格的压力,则总需求不变,经济增长不变,贸易差额不变,但我们的贸易条件也是恶化的,就是出口相对于进口的价格下降。这是总量的影响。


加征关税对结构也有影响。中国的受损者是企业,尤其是出口企业,当然这是在汇率不贬值的情况下,如果汇率贬值这个影响就会被抵消。还有一个受损的是美元债务人,如果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其债务偿还负担就高了。那么中国有没有受益者呢?其实有可能是有受益者的,中国的受益者是消费者,国内的商品价格可能会下来。


刚才我也提到汇率的因素,假设人民币有足够的灵活性,那10%的美国关税的影响,差不多人民币也要贬10%,实际上过去几个月人民币已经贬了将近10%,已经提前贬了。贬值从贸易渠道来讲是好的,能够抵消美国关税增加的影响,但从金融渠道来讲有紧缩信用的作用,这可能是贸易摩擦带来的金融渠道的影响。中国和日本不一样,日本的非政府部门有很多美元资产,而中国的非政府部门即企业部门多拥有美元债,这些企业尤其是一些房企过去两三年甚至更长时间借了很多美元债,现在如果汇率贬值的话,那他们的偿债负担就增加了,偿债负担增加意味着净资产下降,信用条件恶化,进而信用紧缩(见图12)。


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在去杠杆紧信用这个大环境下,多了来自外部的紧信用的影响,但这不一定都是坏事情。假设我们经济还不错,外债带来的信用紧缩对去杠杆是好事情,但如果内部信用条件已经很紧了,这时候再加个外部冲击,那这个影响可能不是好的了。我个人认为,总体来讲不是坏事情。因为过去这几年,主要是国企和房企是主要的美元债务人,这个信用紧一紧,对国企降杠杆、对防控房地产的风险是有帮助的。另一方面,前面提到,中美之间贸易摩擦不是两国的,是美国和以中国为代表的其他贸易伙伴之间的,再加上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美元对人民币的升值可能会对新兴市场带来一些冲击(见图13),当然这要看未来整个贸易摩擦演变的路径。


应对之策


最后讲一点应对之策的思考,在刚才讲的背景下中国可能怎样来应对。图141930年代国际贸易大萎缩时期金德伯尔格画的一个图,国际贸易从1930年到193119321933年大幅度萎缩,呈螺旋式下降。后来好多人总结为什么战后走向多边的贸易机制,走向国际贸易的自由化,就是因为吸取1930年代的教训,贸易国相互报复导致国际贸易崩溃,进而对经济带来很大的冲击。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会不会发生同样的事情?我看现在也有人把当前和1930年代比较,我认为不会,为什么不会呢?因为现在的制度环境和1930年代已经非常不一样了,大家都知道宏观政策是凯恩斯1936年在战后才逐渐成熟的,1930年代西方国家并没有宏观政策,现在我们有财政货币政策来稳定经济。


1930年是金本位,是固定汇率制,固定汇率制的含义是如果被征税国不报复的话,对征税国是有利的,经济增长是好的,被征税国是通缩的影响,经济增长是不好的。所以在固定汇率制下,是真正以邻为壑的转嫁。也可以说1930年代西方国家汇率是固定的金本位,金本位固定汇率制当然没有货币政策了,也没有财政政策,所以关税成为那些国家试图稳定国内经济的政策工具。所以1929年股市崩盘以后,经济更不好了,想办法怎么稳定,其中一个办法就是加关税。


后来有很多研究经济历史的,1930年代的大萧条,到底和1930年的贸易保护有多大关系?有两派观点,大部分人认为关系不大,为什么关系不大呢?其实1930年代最后导致国际贸易大幅萎缩是金本位的崩溃和全球融资体系的崩溃。在固定汇率制下,征税国的增长会上升,它的贸易顺差也上升,金本位下黄金都流到美国去了。当时1930年代互相加关税,当然都受损,但总体来讲美国受损小一点,黄金都流向美国。金本位本来是一个货币的锚,突然崩溃了,导致全球的整个融资体系一下子失控了,所以国际贸易大幅下滑。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候,国际贸易也是大幅萎缩,为什么?那时候并没有贸易战,是因为全球的金融危机导致贸易融资大崩塌。所以1930年代大萧条和贸易战有没有关系?有关系,但和当时的货币制度有更大的关系,当时金本位制度的崩溃导致贸易融资消失,进而全球贸易大幅萎缩。现在已经不一样了,浮动汇率制下美元可以升值,如果贸易保护对美国有利的,其他国家可以通过对美元的贬值来抵销或者部分抵消美国加关税的影响。除了汇率制度外,还有财政政策可以用来稳定国内经济。所以天塌不下来,不能简单的和1930年代比较,整个制度环境已经不一样了。


从我们的应对来讲,我们可以思考贸易摩擦影响中国的三个维度,应不应该报复。第一个维度,短期的宏观经济稳定,我的观点是报复和不报复差别不大。为什么说差别不大呢?因为我们有财政货币政策来稳定短期的宏观经济,不会出大问题的。当然你会说,会不会影响国内其它方面的改革或者其它方面的调整,比如我们现在紧信用,现在是不是要放松?其实不一定,我们可以通过财政政策来发挥稳定经济的作用,这是第一个维度,看它短期宏观经济的影响,我们都有宏观政策工具,通过货币政策,尤其通过财政政策稳定经济。


第二个维度,贸易条件。有时候贸易量越小,我们的贸易条件越改善,反而对我们是越有利的,不是说出口越多越好,我们如果能够用更少的出口换取更多的进口,对我们是有利的。这次美国对我们抱怨就是贸易条件的问题,试图通过加关税改善它的贸易条件,从这个意义来讲,中期来讲,我们的贸易条件恶化,这个可能是难以避免的。我们不报复,他加了关税,我们贸易条件恶化,我们报复,估计贸易条件总体也是恶化的,原因就是我们商品的可替代性比较高,美国商品的可替代性相对比较低。所以我们要做好贸易条件恶化的思想准备。怎么来应对贸易条件恶化?还是要让你的产品具有不可替代性,让你的产品有差异性,这需要提高效率。


最后一个维度,就是我们要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怎么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我们要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从这个意义来讲,报复、贸易战对我们绝对是不利的。这个世界上,我看从市场竞争的角度来看,大型经济体里美国的市场竞争程度是最高的,所以说美国的资源配置效率可能是最高的,所以我们参与美国市场的竞争,对我们提高效率和质量,降低成本,是有帮助的。也就是说维持中美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对我们来讲不是一个短期的问题,短期其实是可以靠货币、财政政策来应对的,最主要是长期资源配置的问题,尤其是考虑到国内结构扭曲,尤其是房地产泡沫问题。所以从长远的资源配置效率来讲,我们就不应该报复,我们应该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对美的经贸关系。


最后谈一点应对的思考吧。总体来讲,宏观经济应该维持“紧信用、松货币、宽财政”的组合。不要觉得贸易战对经济冲击会很大,天塌不下来。短期内可以通过人民币汇率贬值来对冲美国的关税。当然也有一个问题,贬值对我们不一定是好的,贬值还有一个金融渠道,起到紧缩信用的影响,紧缩信用是不是紧过头了?其实我们也可以不靠汇率贬值,我们还有其它的办法,可以通过财政扩张来增加内部需求,这样的话,就不会带来汇率贬值压力。实际上从关税来讲,它带来了我们汇率的压力,但我们可以通过减税来抵消它的影响,比如降低国内流转税,它的功能实际上可以替代汇率贬值的,给企业减负,尤其是给中国的消费者减负。需要强调的是,我们的税收结构是以流转税为主,实际是对消费征税,在我们国家,降低流转税,对促进消费的作用是有立竿见影的效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