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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迅雷丨绝对数与相对数:用简单方法剖析深层问题

发表于 2018-08-17    来源于:李迅雷

经济学家们经常会就中国何时成为高收入国家争论不休;官方说城乡差距缩小了,民间认为统计数据有水分;有人认为国内多项经济指标都在走强,但为何股市走得那么弱?这些争论究竟如何看,我认为,只要合理运用中小学所学的绝对数和相对数,就能剖析中国经济的深层问题。

 

我国城乡差距究竟是扩大还是缩小了

 

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当统计部门公布城乡收入差距时,为何只用相对数?记得差距最大的时候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之比是3.3:1即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的3.3倍。2017年这一比值已经缩小至2.7倍,也就是说,我国城乡差距在不断缩小。

 

但是,当我们比较两个小伙子的身高差距时,却只用绝对数,如一个人的身高为182CM,另一人的身高是170CM,相差12公分。但这两个人在15年以前的身高分别为145CM135CM,相差10公分,大家通常会说,这两个人的身高差距扩大了。,如果用相对数的话,145/135=1.074;182/170=1.071,身高差距反而缩小了。

 

按照这一思路,我们做了下面这张图,发现2004年的时候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3.03倍,收入之差为6309元;去年,城乡居民收入之比已经降至2.7倍,但收入之差却扩大至22964元。



2004年至2017年,累计通胀幅度应该不会超过100%吧?但收入差距却扩大了2.6倍,说明在相对差缩小的同时,绝对差却扩大了。

 

这就可以解释农民收入增速一直快于城镇居民,但城乡差距依然很大、三农问题每年都作为我国一号文件下发的原因,可谓望山跑死马。其实,相对数的缩小和绝对差的扩大的现象,在很多领域都存在,不能因为相对数缩小了,就认为问题在改善。

 

此外,有一种更符合实际的相对数计算方法来反映城乡收入差距,即用农村人口的总收入/城镇人口总收入,由于农村人口的减少,即便收入增速快于城镇,但由于总人口的减少,使得按城乡总收入统计的相对差距进一步扩大,即从人均相对差的2.71倍,提高到3.74倍。

 

这同时也说明,随着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地大人稀,不少农田闲置,变得“荒凉”,如果没有农村居民收入增速的大幅度提高,要振兴乡镇难度很大。日本在农民人均收入超过城市工薪阶层的情况下,还是留不住年轻人,我国农村要留住年轻人就更难了。


能否能成为高收入国家——只能用相对数衡量

 

不少经济学家对中国将成为高收入国家充满信心,甚至已经算出到202X年就可以成为高收入国家。其计算方法很简单,只要超过世界银行设定的高收入国家门槛。但是,高收入的定义只能是相对指标,而非绝对数。例如我国就把居民按收入高低分为五类人群,低收入、中低收入、中等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

 

世界银行把全球215个经济体分为四类,低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中高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2015年世界银行公布的高收入国家门槛是12735美元以上,共计有80个国家或地区被确定为高收入经济体。若按人口占比四等分来划分高低收入国家,那么,从理论上讲,每一等分国家合计所占的人口比例应该为25%

 

如今,OECD中的32个高收入国家加上非OECD48个高收入国家的人口已经超过15亿,约占全球人口的22%,如果中国近14亿人口大国也能成为高收入国家,即占全球40%的人口国家都属于高收入国家,这岂不是违反数学逻辑了?

 

从历史看,世界银行每隔几年就会上调高收入门槛。由于全球经济增长的刚性及货币的持续超发,世界银行一定会不断上调成为高收入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门槛,现在是12736美元,五年以后呢,估计要提高到14000美元以上。再者,还得考虑未来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因素,如果人民币今后5-10年出现明显贬值了呢?

 

2017年中国的GDP总额占全球15%,人口占全球18.8%,相差近四个百分点,说明从人均的角度看,中国当务之急不是要跨入高收入国家门槛,而是首先要达到全球人均GDP的中等水平。如果再要寻找中国与全球平均水平的差距,那就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偏低的问题,前者是总量差距,后者是质量差距。

 

有句话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就是一个相对概念,未来中国经济总量成为全球第一应该是没有悬念的。但人均水平要达到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即占全球19%的人口的平均收入要进入全球高收入行列,不是十年内就能完成的,恐怕百年都有难度,因为这是个相对指标,不是绝对指标。作为学者,起码要分清楚该指标是相对指标还是绝对指标。

 

绝对数下降和相对数增加——反映经济正在减速和分化

 

记得6月份的时候,金融圈内热议过一阵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盈利增速与盈利额不对应的问题,即20181-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为2.7万亿元,而2017 年为2.9万亿元,即2018年前五月反而减少了2千亿,但为何利润增速反而增长了16.5%呢?


后来国家统计局解释为统计口径调整了。但统计部门并没有列出具体的调整方法和披露相关数据,我只能按公布数据之间的内在逻辑来推理了:2018年前五月利润为2.7万亿,其同比基数应该是2.7/1.165=2.3万亿,简单计算得出结论,2018年前五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或比2017年减少了21%2.9-2.3/2.9)。当然,有关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定义是年收入在2000万以上,故实际减少多少并不清楚。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的大幅减少,说明经济出现了明显分化。根据WIND的工业部门亏损面统计数据,今年5月份,亏损面扩大的行业有28个,未扩大的行业有13个;根据亏损单位数计算的工业企业整体亏损面达到22.05%,而去年同期为17.27%

 

此外,从国企和非国企的盈利增速变化看,确实也存在明显的分化现象:私企的盈利增速从20163季度开始出现回落,而国企盈利增速则开始上升,之后虽然私企的盈利增速也掉头向上,但仍弱于国企。



各行业亏损面的扩大,是经济减速的表现形式,也意味着经济的分化和集中将长期持续下去,相当一部分企业会面临亏损乃至破产风险。因此,规模以上企业利润绝对数下降和相对数增长,并不是经济形势大好的表现,而是反映经济增速下降和行业分化等结构性变化。

 

相对数揭示以GDP为目标的问题所在

 

GDP的计算有三种方法: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生产法的核算公式为:GDP=总产出-中间投入;收入法计算获得的GDP=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支出法是从最终使用的角度衡量核算期内产品和服务的最终去向,包括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和货物与服务净出口三个部分。

 

尽管全国人大很早就把GDP作为预期性目标,但实际上它一直成为考核政绩的最重要指标之一,全球恐怕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更注重GDP了。正因为如此GDP的完成率就非常高,几乎每年都能超额完成。但我国是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从收入法看,美好生活应该为增加劳动者报酬部分,从支出法看,应该体现为增加最终消费部分。而实际执行情况如何呢?

 

从收入法角度看,这些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都在下降;从支出法角度看,尽管2018年上半年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8.5%,但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仍不高,关键是资本形成(靠投资)占GDP的比重过高。本人曾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发现以下问题:

 

2011-2014这四年间,我国的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分别为47%47%48%46%。与中国该指标相同或超过中国的,只有四个国家:赤道几内亚、阿尔及利亚、莫桑比克和不丹。但全球资本形成占GDP比重的平均水平大约为21%近年来我国资本形成的占比有所下降,但仍在40%左右,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

 

因此,选取不同的相对数做比较,往往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关键在于指标的选取是否合理。如前所述,今年上半年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达到78.5%,但大家却普遍感到消费降级。从社零数据看,也是如此,增速在不断回落,今年前7个月的增速只有9.3%。因此,消费对增速贡献提高,不代表最终消费在GDP中的份额大幅提升,目前我国的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仍明显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而且,在稳增长的目标下,当GDP增速下降时,为了让GDP增速不下滑,必然会拉动投资这一速变量,如政府最容易超控的就是基建投资,但能让老百姓受益的却是收入增长带动消费增长也就是说,在资本过剩的情况下,授人以渔(基建)不如授人以鱼(减税)。

 

此外,即便以相对数-人均GDP为目标,同样会掩饰两个结构性问题,一个是人均所对应的方差究竟有多大?其实中学数学上就教方差了,方差反映的是个体差异程度。很多人抱怨被平均了,实际上就是抱怨收入差距(方差)太大了。根据2017年的统计公报,占人口20%的高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是对应20%低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10.9倍。可见,在收入差距过大的情况下,靠投资拉动让人均GDP提高,对于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意义不大,甚至恰得其反。2016年以来基尼系数的上升,实际上就很说明问题。

 

另一个问题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究竟有多大?我国在去年只有44%而一般发达国家都要占到65-70%之间。因此,居民收入占比不高实质上也反映了经济质量不高。有人统计过,中国的GDP总量是美国的63%,但人均GDP只有美国的14.7%,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6.7%——相对数揭示差距所在。

 

从历史上看,中国早在200年前GDP总量就超过欧洲加上美国之和,在全球占比超过32%,人均GDP也几乎是全球第一;但曾经的GDP第一大国,却在欧洲小国面前如此不堪一击。如今,我国GDP在全球的占比只有15%,人均GDP排名只是全球第69位,但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虽然还不是制造业强国,终究也大大强于200年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