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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建光:鼓励消费需要政策组合拳

发表于 2018-10-11    来源于:沈建光

来源:《中国金融》2018年第19


作者:沈建光为京东金融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920日,党中央和国务院印发《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及其三年实施方案,提出要加快完善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是在当下消费整体疲软,消费降级担忧蔓延的背景下,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的重要举措。


可以看到,虽然近年来消费出现明显回落,8月社会消费品零售同比增长9%,增速比7月加快0.2个百分点,但整体来讲,消费仍然疲软,这对于投资下行,外部贸易战风险加大的中国经济来讲,并非好事,对此需要加以重视。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下滑导致收入增长明显放缓,这对以工资收入为主要消费支出来源的家庭不利,而对企业主和拥有大量财富的群体则影响较小。当前中国消费存在对消费降级的担忧,但笔者认为,消费升级与消费降级同时存在,未来如何提振消费,避免消费降级蔓延在当前具有重要意义。


警惕消费下滑与消费降级


近一年来,中国月度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总体呈现下行的趋势,2018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9%,增速比上月加快0.2个百分点,但比上年同期回落1.1个百分点;其中,高端奢侈品消费增长较多,体现在金银珠宝类增速同比14.1%;房地产相关消费仍然不错,建筑及装潢材料、家具消费同比增速为7.9%9.5%,家电消费有所回升;但手机等通信消费回落明显,日用品消费增加。汽车消费仍然低迷,比7月份进一步回落。


与此同时,对当前中国消费降级的担忧此起彼伏。除了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速明显回落以外,互联网二手转让平台,低价消费品销售平台火爆,大量P2P“爆雷的同时居民收入增速下降,这些现象均引发市场对于消费降级的思考。在笔者看来,消费降级并非普遍现象,如果按照影响消费的不同变量以及不同群体来看,当前消费升级与消费降级确实同时存在。


首先,从财富效应来看,房价变化对于不同消费群体的影响截然不同。近几年,中国各城市房价先后出现大幅上涨,如在20152017年的涨价潮中,一线城市是领头羊,北上广深房价几乎翻倍;而在2017“3•17”房地产调控之后,核心城市周边的房地产市场受一线城市的溢出效应,三、四线城市受到棚改政策的推动,房地产市场又非常活跃,带动房价上涨。


房价提升对于不同人群影响有别。根据西南财经大学的调查数据,全国三分之二的家庭拥有一套住房,接近20%的家庭拥有二套住房,3.4%的家庭拥有三套及以上住房。拥有两套或以上房产的家庭财富效应明显,这体现在更多的奢侈品消费、高端教育、医疗与服务业消费、海外旅游消费的需求增加;相反,对于租房者和计划购房者而言,一方面房价带动租金价格上涨挤压可用于消费的资金;另一方面,为购房积累首付需要的资金进一步增加,这些因素又会推迟这部分群体的消费行为,导致可选消费下降。


其次,从收入的角度来看,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下滑导致收入增长明显放缓,这对于一些以工资收入为主要消费支出来源的家庭来讲是不利的,而对企业主和拥有大量财富的群体则影响较小。今年上半年,相对于GDP实际6.8%的增长,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仅为5.8%,低于GDP增长,而在2012年,这一数值还接近10%,高于GDP增速。与此同时,家庭支出的压力并未减少,对于收入增速缓慢的部分群体来讲,如果还要面临年龄的增长与家庭结构转变带来的消费支出增加,可能会出现当前消费欲望降低的情况。


再次,家庭金融资产的波动影响可支配收入。除个人收入以外,资本利得是不少人群重要的资金来源。根据中国社科院的居民资产负债表,居民部门金融资产占总资产约为四成。过去一年来,伴随着金融去杠杆的持续,各类金融产品的收益率显著下滑,股票市场震荡下行,债券违约事件频发,银行理财的资金投向面临资管新规的限制,相当一部分居民的金融资产收益下滑。同时,信贷可得性也是影响可支配收入的重要变量,P2P、现金贷、消费贷等产品曾一度助推了居民消费的火爆,今年关于互联网金融的监管趋严,P2P跑路违约频发,也使得依赖此部分资金来源的群体消费受限。


此外,政策方面,近年来棚户区改造如火如荼,棚改货币化对部分群体消费行为亦有影响。PSL是支持棚户区改造的主要来源,仅在短短三年内,PSL余额已经超过3万亿元。棚改货币化一方面影响居民的购房行为,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家庭可支配收入,进而对消费的提升有一定支持。可以看到,三、四线城市消费增加的迹象也十分明显,购买进口商品、电影娱乐、出行旅游消费均有所增加。


最后,消费除了受可支配收入的影响,边际消费倾向亦是重要变量。根据经济理论与各国实践,不难发现,收入越高的群体边际消费倾向越低,而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则相对较高。伴随着近年来农民工收入的提升以及定向精准扶贫的政策实施,低收入群体的消费也出现迅速增长的趋势。


鼓励消费对稳经济意义重大


除了消费以外,不难发现,今年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均出现下调,突出体现在,投资方面,固定资产投资下滑态势持续。18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继续回落至5.3%,是1992年以来的新低。其中,基建投资是主要拖累,18月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4.2%,拖累投资增长。铁路投资仍然是负增长,显示虽然当前基建投资是主要发力点,但政策落地仍有时滞,基建投资下滑的态势并未扭转。制造业投资增速有所反弹,主要体现在高端制造业增速较快,其中,专用设备制造业投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速分别为12.1%16.6%


房地产投资却是一枝独秀。当前房地产相关数据仍然表现较好,18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仍然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速,同比增长10.1%,但主要得益于土地购置费用的大幅增加。18月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同比增长15.6%。房地产开工、销售金额有所回升。


尽管7月、8月中国出口数据强于预期,对美出口也未受到冲击,反而保持强劲增速。但在笔者看来,这主要与出口商担忧贸易战不确定性较大,提前抢出口的现象有关。近期美东、美西运价指数大涨,赴美航班爆仓、运力不足,恰恰反映出中国对美出口较好数据背后的隐忧。在笔者看来,贸易战升级,其对投资前景、企业家信心、产业链以及上下游行业的影响都是难于估算的。


鼓励消费的政策组合


展望未来,为了防止消费过快下滑、鼓励消费、扩大内需,防止消费降级情况的普遍蔓延,应从如下几个方面作出应对。


第一,降低个人所得税。在笔者看来,当前中国宏观税负存在下调空间,特别是去年个税超过预算多增720亿元,今年上半年个税收入增长超过20%,明显高于10%的名义增速,降低个税可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消费。实际上,在827日公开的个税法二审稿中,居民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和房租、赡养老人支出五项支出被纳入抵扣范围,就体现了这一思路。


第二,尽快完善房地产长效机制。房价过高过快的上涨,一旦脱离基本面与收入增速,将造成明显的负面冲击,加大收入分配不公,并可能对消费以及其他投资造成挤出。未来可以加快房产税落地,一方面让更多空置住房投入市场,增加供给,平抑租金市场与房地产销售市场的价格涨幅;另一方面为地方收入增加来源,逐步走出土地财政导致的房价屡控屡涨的怪圈。同时,推动土地制度改革,提升土地使用效率,增加供给。


第三,稳定金融市场。2018年初以来,中国金融市场明显动荡,这一方面与去杠杆过紧有关,一方面也反映了市场的悲观情绪。在笔者看来,稳金融的关键在于稳信心,未来把握好去杠杆的节奏与力度,防范无序去杠杆造成的金融踩踏十分关键。827日,刘鹤主持召开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专题会议,就网络借贷行业风险和防范化解上市公司股票质押风险进行部署,便说明决策层对于稳金融的态度明确。


第四,推动新型城镇化,增加公共服务支出。农民工是城市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在城市工作但却无法享受城市居民的教育、医疗与公共服务,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农民工的预防性储蓄。在财政收入大幅增长的背景下,还富于民,积极推动农民工市民化,将极大地提高这类群体的消费,推动消费升级。


第五,加强消费基础设施建设。在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速回落的背景下,网络消费仍然保持较高增速。目前传统的零售业在向互联网时代的数字化转型,在此过程中,通过技术创新为个性化消费提供更多选择,有助于提升购物体验与个性化服务,增加消费。此外,加强监管,提高消费品的质量,防范毒疫苗、毒奶粉等公共安全事件重演,满足居民对于高端消费的需求。


第六,加大金融支持消费力度。伴随着中国经济转型,消费对经济贡献的加大,未来金融机构将更多信贷资源投入消费金融领域十分必要。同时,伴随着P2P、现金贷等产品监管趋严,金融机构应该加大对消费金融的支持力度,以抵消互联网监管趋严带来的资金缺口,亦助力消费反弹与消费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