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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政委:有限世界里‘可持续增长’的求索 ——宏观经济学中的绿色思想

发表于 2018-10-24    来源于:鲁政委

2018年10月23日,适逢兴业银行成立30周年、采纳赤道原则10周年之际。兴业银行在北京举办“寓义于利 绿色金融高峰论坛”,探讨推进绿色金融和中国经济的绿色发展。兴业银行行长陶以平、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马骏、生态环境部法规与标准司司长别涛、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局长周诚君、中国银保监会政策研究局产业金融政策处处长李晓文等到会表示祝贺并发表演讲。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华福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兴业研究公司副总、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裁鲁政委博士在会上做了《有限世界里‘可持续增长’的求索——宏观经济学中的绿色思想》的专题报告。

以下为报告全文:


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我虽然是研究宏观经济的,但对于绿色金融,从我加入兴业银行的那一刻,兴业银行对于绿色、对于环境、对于可持续发展的关注,就一直深深影响着我。我很早就想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但是真正开始则是在2015年兴业经济研究咨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之后,我们从成立的那一刻,就组建了专门的绿色金融团队,从国际的气候政治、到国内的产业政策、到各种绿色金融产品,我们持续进行着系统的研究。其中,刚才陶行长所提到的兴业绿色景气指数(GPI),就是由我们来每月定期发布的。


今年,诺德豪斯(William  DNordhaus)因为在环境经济领域的贡献被授予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也真正使绿色金融从非常小众的领域一下子进入到主流经济学的殿堂。


但其实,宏观经济学从产生的那一天起,就与绿色、环境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在经济学的圈子里,激发起人们对环境问题高度关注的,是罗马俱乐部发表于1972年的《增长极限》。这本书之所以一发表就在当时风靡一时,则与20世纪70年代全球滞胀的经济表现有莫大的关系。为什么会有滞胀呢?站在经济政策的角度,很多人认为,是发达经济体长期执行凯恩斯主义政策,导致刺激的边际效应递减、经济陷于停滞,但物价却因为货币超发而大幅上涨,其中,作为自然资源的代表,原油价格的上涨尤其惊人。这让当时的人们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祥预感:是不是由于资源的约束,未来经济就此进入到一个真正受限制的时代?如此外推,那么,总有一天,资源会被人类耗竭。所以,《增长的极限》利用麻省理工学院开发的名为“World 3”的计算机模型,模拟出的结果是:未来随着人们无节制的耗用资源,最后因为资源枯竭,经济最终会全面失控和崩溃。这是罗马俱乐部著名的悲观预言。


这个“末日预言”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经济学家们的热烈讨论。其中,凯恩斯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诺德豪斯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指出,《增长的极限》缺陷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是忽略了技术进步。随着未来技术的进步,总会不断有新的资源被发现,比如现在是原油,后来可以有核能,还可以有别的能源,所以他强调技术进步能够突破资源的约束。这也是为什么今年他与罗默(Paul  MRomer),一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因为每年同时获奖的人,本质上都属于一个共同的研究领域(虽然并非每次一批获得诺奖的人,观点都一致),他们都是研究增长理论的,罗默是内生经济学的领军人物,他认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是知识或技术,而知识或技术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具有边际效益递增的特征。就像我看到过的有一个学者所对罗默所做的一个非常好的比喻是,人们如果按照过去一成不变的食谱把食材做成美食,能做的美食会受制于食材的多少,如果经济增长像一成不变的烹饪那样重复进行,原料最终会被用完,污染和其他副作用也会达到可怕的水平。但历史表明,经济增长的动力总是会有更好的食谱,人们往往低估发现新食谱和新烹调技术的潜力,新的潜力实际上使增长表现为倍增而不是累加。


第二是忽视了市场机制。诺德豪斯认为,《增长的极限》里面的测算,更多的只是从物理上简单的外推,这样的确会导致资源的枯竭。但其实,在市场机制下,当一个东西越来越少时,它就会变得越来越贵,越来越贵之后,大家就会用得更少,同时还会去寻找其他的替代品,技术进步或者罗默的菜谱更新很多时候就是在这里发生的。诺德豪斯由此把价格、市场引入到了环境问题方面。


至此,大家就可以心安理得了吗?但问题来了,诺德豪斯认为市场会起作用,但市场总是能够很好地起作用吗?如果市场不起作用怎么办?恰恰在环境问题上,诸多时候都具有外部性,如果没有额外制度加以规范,市场就会失灵。


由此,90年代的经济学者越来越关注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容量问题,第二个是政治意愿问题。对于前者,他们认为,未来人类面临的问题不一定是资源耗竭,而更可能是随着持续的污染排放,未来地球很可能没有办法继续容纳各种工业废弃物的持续增加。对于后者,大家意识到,全球有这么多国家,最终很可能会陷入不合作的囚徒博弈,没有政治的意愿达成对环境保护的共识。结果经济学家担心的这两件事情,的确现在都成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最难解决的问题。


诺德豪斯在1992年的研究也注意到了容量问题,他特别关注稳定性好、无法自动消失、很难被中和的二氧化碳,它会造成温室效应,全面影响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因此,碳成为全球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但恰恰碳又是最具全球外部性的东西。在此基础上,诺德豪斯推出了以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方法为基础的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模型(Integrated Assessment Models, 简称IAM,用于定量测算碳排放的经济社会影响。之后,以此为基础的模型,成为了国际上气候定量分析的标准方法。其对碳排放后果的测算及其所展示的如果放任自流后的悲观前景,直接促使了1997年全球第一个碳减排协议《京都议定书》的达成。《京都议定书》首次在全球不同国家之间建立了碳配额交易机制,为碳排放权在全球进行交易做出了宝贵的探索。


而此后对全球产生巨大的影响的、于2006年发表的《斯特恩报告》,也是在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模型(Integrated Assessment Models, 简称IAM框架的基础上,得出了不断加剧的温室效应将会严重影响全球经济发展,其严重程度不亚于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亟需做出全球性反应以缓解这种变化,其促成了非常有影响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巴黎峰会。至此,我们已经看到,宏观经济学家们的研究,对全球气候政治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宏观经济学家们对环境问题关注的结果,是以Daly为代表学者提出了环境宏观经济学的概念。他们认为,环境宏观经济学不仅考虑到传统经济学中资源的有效配置、福利角度的分配的问题,还要沿着诺德豪斯的轨迹,考虑到全球是否能够有效处理工业的污染物、会不会超出全球极限的问题。Daly对经济学逻辑的扩展现在很容易理解,我们经常讲,市场就是不同主体之间公平的博弈,你讨价我还价,最后达成一致,结果就是一个对所有人都不那么坏的结果。但是,市场机制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如果当事人的一方不在场怎么办?而环境关乎未来,环境不会讲话,未来不在当下,所以环境在市场的博弈中是缺位的,它需要有一个代言人,或者需要一种机制来纠正这一未来不在位的缺陷,这时,就需要政府来有效地界定产权,确保市场失灵能够被纠正、能够回到确保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正常的轨道当中,这就是我们所讲的“在‘有限’世界里‘可持续增长’求索”的真正含义。


那么,环境宏观经济学要研究什么问题呢?第一个是绿色经济的核算问题,我们需要看到现在的行为,如果不积极调整,未来会怎么样,如果进行了调整,未来又会怎么样?这包括如何在GDP核算中考虑环境问题,所以大家提出了不同的概念,比如生态需求指标、净福利指标、净国内生产净值指标等等。


第二个是绿色增长的问题。的确,人类的行为或多或少都可能会对环境造成影响,完全没有影响似乎并不可能。我看到最近看到网上一些关于环境方面的自然科学研究发现,甲烷是继二氧化碳之后的第二大温室气体来源,而水稻是农作物中最大的甲烷排放源;同时,牛也是很重要的甲烷排放源,如果把全球所有的牛都放在一起组成一个国家,那么,“牛之国”将会是全球第三大甲烷排放国。如果是这样,那难道我们不种水稻,不养牛吗?结论可能不它有一个最佳的量。这就是绿色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的范围。


我前面一直在讲,要确保人类的可持续增长,首先是要避免环境问题上的“市场失灵”,而经济学的共识是:纠正市场失灵离不开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如果政府提供的制度不足,就会导致具有正外部性的物品供给不足,而具有负外部性的物品过多。所以,诺德豪斯就提到,如果要在有限的世界里实现可持续的增长,政府应该决定在什么地方以及如何对于市场进行干预,具体他提了四个方面:


第一,要选择正确的干预领域;第二,要选择适当的干预水平;第三,要选择有效的干预工具;第四,要采取有效政策协调国际上的外部性。


比如,现在谈到绿色、环保,各方所提到的最多的政策不外乎是政府财政补贴或者税收减免。从外部性内部化的思维来讲,是没有错,但问题是,现在全球政府都现在越来越没有钱。在现实的操作中,最好能够有政府只出空头文件,不拿钱的办法。所以,马骏首席所提到的,我们能不能降低绿色融资风险的权重。我认为,我们值得认真考虑。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不可以进一步考虑:让绿色债权受偿权居先。这样就进一步保证了绿色融资的风险更低,确保了风险权重降低后,并不会加大银行在风险面前的脆弱性。如果我们让绿色的债权受偿权居先,就意味着让其他普通债权人承担或有风险。如果企业破产了,这些普通债权人会首先受到损失,那么,反过来会促使普通债权人想一想:如果这个融资不是绿色的,到底要不要做,反过来抑制了企业不绿色项目的融资。而让绿色债权优先受偿的合理性在于,民法的立法精神在于确保社会的“公序良俗”。有正的外部性的东西,使我们社会的每一个人都从中得到了好处,我们每一个为其承担或有风险,与“公序良俗”内在一致。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干预工具。这需要全国人大层面修改《破产法》。我国具有独特的制度优势,如果能够最终实现这一制度创新,那么,将无疑是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又一历史性重大贡献。


我今天就汇报这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