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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迅雷:境外投资机构占有A股市值大约3%左右

发表于 2018-11-13    来源于:李迅雷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齐鲁资管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李迅雷在“《财经》年会2019:预测与战略上表示,A股上,境外投资机构占有的市值大约3%左右,但韩国、中国台湾,外资占比30%左右,所以我们进一步加强金融领域开放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而且这些资金进来,对我们增加直接融资也是很大的支持,对我们进一步全球化也是很大的支持,全球经济本来就应该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演讲实录:


李迅雷:对于中美贸易摩擦,我觉得存在三个误区,这三个误区,我主要是对特朗普说的。第一,他老是强调要贸易平衡。我觉得贸易平衡有一个前提,资源是不是平衡,各国之间的资源是不是平衡。如果资源是不平衡的,要说贸易平衡也不合理。我们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土地资源、森林、矿产等。比如日本、韩国,都是全球的出口大国,制造业强国,他们的人均耕地面积只有全球水平的1/6,正是因为土地少,为了使得国家能够发达起来,还是通过制造业。中国人均耕地面积只有全球的不到1/2,人多地少,我们靠什么发展呢?总不至于搞几亿人去美国移民吧,美国也不容许。所以,只有在本土替全球的人民来生产消费品,这本身就是一个全球贸易的基本原理,也是非常合理的。


第二,中美之间是互补型的,美日之间是竞争型的,当初美国跟日本的《广岛协议》要求日元升值,确实有一定的合理性。即便是日元升值之后,从13501250之后,日本的出口竞争力还是很强,中美之间更多的是互补,因为发展阶段是不一样的,其实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更何况中国的贸易崛起也有合理性,中国在过去20年当中,劳动生产率增长达到8%,美国只有2%,在这么一个竞争力差异的情况下,中国的出口更多,显然也是合理的。而且中国对于全球经济拉动的作用也是功不可没,按照前几年的平均来计算,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30%,如果对中国进行制裁,实际上对自己经济发展也是不利的,因为失去了中国这么一个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对全球经济增长是不利的,对美国经济也是没有好处的。


中国自身的问题,即便没有中美贸易摩擦,中国在全球出口贸易当中的份额,也是下降的,峰值出现在2015年,之后中国在全球的出口份额在逐年下降,这也是合理的。因为决定一个国家竞争力的,肯定还是有劳动力成本、有技术进步、有各方面的资源等等因素,中国从2012年以后,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开始出现下降,劳动力成本出现了显著的上升,这也难以支持中国出口的高增长。与之相关的,比如印度、印尼、越南、马来西亚等等,这些劳动力成本更具有优势的国家,他们的出口份额明显得到了提升。所以,全球的产业转移,也是按照这个资源要素的最优化来实现的,从欧洲向日本转移,从日本向亚洲四小龙转移,亚洲四小龙转移到中国,这样一个产业的转移是符合生产要素最佳组合的模式。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也是在全球经济重组的格局下,全球贸易出现地区间的转移,本身是很正常的。我们现在发现,越南的出口增速,已经远远超过中国,而中国这两年的出口增速的走势,跟日本是非常相似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自然也要通过内需来拉动经济增长,而不是过多的依靠外需。


即便是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选择方向到底是投资拉动还是消费拉动?或者说过多的偏重于投资还是过多的偏重于消费?我相信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就是应该过多的依靠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如果把GDP的三架马车的构成做一个分解,中国的消费还是偏低的,占GDP比重50%左右,投资对GDP的贡献,在过去五年大概是40%左右,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倍,等于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左右。显然,我们过度依赖于投资,对经济结构的转型是不利的。为什么现在要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因为出现了产能过剩的问题,出现了杠杆率过高的问题,而杠杆率水平过高,显然跟我们的举债投资相关的。由于我们过度依赖于投资,消费的占比不高,消费又跟收入相关,我们在收入分配上,同样也存在诸多的问题。所以,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为止,必须转型,靠传统的模式,比如人口红利在消减,即便大家看好的城镇化,在我看来也不怎么乐观。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城镇化率的年增速,从过去的每年增长1.4%,降到了1.2%,目前来讲,城镇化的进程会进一步放缓。同时,资本形成的效率也在下降,也就是说,固定资产投资对GDP的贡献在逐年下降,资本的效率在下降,这也就是我们现在债务上升较快的原因。过去全要素生产率,在2008年之前,每年的增速大概在4%左右,2008年以后,最近的10年,平均增速降到了1%,我们必须得通过改革来优化经济结构。


我们现在所要做的,究竟哪些举措比较好?从政治局会议上提到了要“六个稳”,我注意到六个稳里没有包含稳增长,既然经济增速不是太重要,经济增长的质量就显得尤为重要。目前在投资增速下滑比较快的情况下,稳投资也是需要的,稳外资也是需要的。怎么稳投资?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探讨的。我们提到的,不要搞大水漫灌式的投资,怎么搞精准滴灌,我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要看流量,投资效率高不高,补短板是不是有效,就要看是否能够形成有效的流量,这个流量包含什么呢?比如现金流、人口流、货物流、信息流,这四大流里,如果你投资下去有一个流量明显增大了,就是有效率的。如果投资下去,四大流都没有显著上升,这样的补短板,恐怕不是补到最好的地方,我们的短板非常多,基础设施短板、交通运输短板,有些短板属于远期的,有些短板是近期的,比如医疗、养老,这些的短板是非常急的,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在社保、医疗、健康领域我们欠了很多债,所以这个必须马上补。所以,应该补的是能够马上产生流量的短板,投资还是要经过充分的评估,不是为了稳投资而去寻找项目,还是要为了解决实际的问题,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等不足的方面。


降低企业成本,比如民营企业的投资不足,大家达成共识的是减税。但减税的问题,应该要看到另外一面,大家希望减税减的越多越好,税收形成财政收入,财政收入的另外一面,就是财政支出。降税的空间有多大,取决于我们的支出能够减多少,当然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财政赤字率,提高财政赤字率的空间是有限的,毕竟我们经济还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我们全社会的杠杆率水平,已经超过美国的全社会的杠杆率水平,所以,增加债务的空间还是有限的。我的建议是,应该减少不必要的支出,减税不是改革,只有财税改革,对我们的行政支出,基建投资支出,其他各种各样的政府倡导的支出,要进一步完善,进一步优化,尽量把钱用在刀刃上,这才叫财税改革。


第三,加大开放的力度。在全球化的时代,虽然特朗普搞民粹主义,他是逆全球化的,但我们应该还是要极力推进全球化的。推进全球化,中国从自身做起,比如前不久举办了首届中国的进口博览会,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姿态,我们也要加大合作的力度,比如跟日本、欧盟,中国在这方面是有很好基础的,我们有这么庞大的市场,经济发展阶段跟欧盟、日本是不一样的。同时,我们还要跟比我们更加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进行经贸合作,中国在贸易上开放度是比较高的,更多的要在金融领域里加大开放度。比如A股上,境外投资机构占有的市值大约3%左右,但韩国、中国台湾,外资占比30%左右,所以我们进一步加强金融领域开放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而且这些资金进来,对我们增加直接融资也是很大的支持,对我们进一步全球化也是很大的支持,全球经济本来就应该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第四,加大科技进步,推进产业升级。看到一个比较好的现象,今年前三季度,中国信息技术产业的增加值提高了30%,金融、房地产增加值的增速只有3%,是10倍的差异。这说明我们在经济脱虚向实的举措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这方面,主要还是跟我们的信息有关,在科技领域里的投入,还要进一步加大。这方面我们还是有优势的,有国家级的大基金介入到科技领域里的发展,现在国家级基金,我估计规模达到3.5万亿左右,通过政府引导来推进科技发展。但在科技发展上,同样要关注到结构问题。比如我们研发投入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实验研究。我们在基础研究上的占比远远低于欧美日的水平,我们大量的研发投入放在实验发展上面,在应用发展方面,比重也是在全球领先的。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过去我们可以通过引进外资,引进海外技术来拉动经济增长,而现在,中国的科技发展已经到了全球中高水平了,这时候再提升有难度,所以我们不能再这么急功近利,要耐下心来,在基础研发领域,还要进一步增加投入。只有这样,中国经济长远的发展可持久性才能增加。


以上是我一点比较粗浅的见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