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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实:贸易博弈步入下半场

发表于 2018-12-02    来源于:程实

作者程实为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研究部主管、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钱智俊为工银国际高级经济学家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阿根廷当地时间121日,中美两国元首于G20峰会期间举行会晤,双方就暂缓加码惩罚性关税、重启贸易谈判达成共识。我们认为,这一信号标志着中美贸易博弈步入下半场,四方面的核心转变有望渐次到来。第一,博弈格局由“闪击”变为“相持”。特朗普“极限施压”策略或将有所收敛,中美经贸关系有望呈现“短期压力缓和、长期博弈延续”的新格局。第二,博弈方式由“全面”偏向“精准”。大范围贸易制裁加码的可能性边际下降,有望改善全球复苏信心,但是部分领域的贸易博弈预计仍将阶段性起伏。第三,博弈维度由“双边”升至“全球”。中美经贸谈判有望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同步推进;加速多边平台的升级优化,将为双方斡旋提供新的空间和抓手。第四,博弈对策由“应变”转为“自强”。随着谈判窗口的开启,中国破局的关键,将转向以自强为中心,以改革开放为根本。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锐意进取,有望夯实中国在博弈长跑中的力量基础。总体而言,在博弈下半场,中美双方有望更加理性地处理大国竞合关系,跨越短期贸易冲突,重塑长期利益纽带,从而逐步引领全球经济重返开放包容、协同复苏的良性轨道。


第一,博弈格局由“闪击”变为“相持”。我们认为,20183月至11月可以视为本轮中美经贸博弈的上半场,其基本格局是时间空间之争。特朗普政府利用税改红利打开政策时间窗口,瞄准中国改革阵痛的政策空间短板,采取“极限施压”的闪击策略。由此,三轮贸易制裁计划骤然发难、层层加码,试图短期内一举逼迫中国就范。但是,10月以来,中美博弈格局发生双重改变。一方面,美股市场多轮振荡,IMF大幅下调美国经济预期,以及汽车龙头企业推出大规模裁员计划,均表明这一策略正在反噬美国自身。1128日,美联储首份金融稳定报告亦警告,贸易摩擦升级预计将引发金融市场风险。受制于反噬效应,特朗普的反全球化举措难以进一步极端化。本次G20峰会的中美“破冰”正是这一逻辑的体现。另一方面,中期选举之后,遏制中国长期崛起、维护美国领先地位,已经成为美国两党共识。特朗普政府前期针对中国进行的战略布局,例如“印太战略”、美墨加协定“毒丸条款”、美欧日联合声明等,仍在继续发酵、伺机而动,“经济铁幕”的真实威胁将长期存在。因此,本次G20峰会之后,中美经贸博弈将进入下半场,双方告别一蹴而就的幻想,直面长期相持的现实,进而形成“短期压力缓和、长期博弈延续”的新格局。


第二,博弈方式由“全面”偏向“精准”。在上半场,为配合“极限施压”的闪击策略,特朗普政府主要采取大范围加征关税的“全面摩擦”举措。但是,从长期历史视角来看,与对手的经济实力差距和利益纽带,才是美国选择大国博弈方式的根本依据。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相对于前苏联,美国握有约21%的经济优势,并位于截然对立的阵营,因此采用“全面冷战+经济封锁”的极端方式,拖垮前苏联经济。上世纪80年代至本世纪初,相对于日本,美国经济优势收窄至约14%,同时双方经贸纽带加强,因此博弈方式降维成贸易层面的“全面摩擦”,迫使日本接受“广场协议”和“结构协议”。当前,美国对中国的经济优势已降至10%以内,且双方互为最大、最具潜力的市场,决定了“全面摩擦”的长期成本将超出双方承受能力。这也是反噬效应迅速强化、特朗普政府暂缓步伐的根本原因。展望未来,在G20峰会后的下半场,美国虽然不会轻易撤回已落地的贸易制裁,但是也较难进一步大幅加码“全面摩擦”。尤其是第三轮贸易制裁(2670亿美元)预计将推动双方痛感呈指数型跃升,因而并非政策首选,落地的可能性较小。相反,美国的博弈发力点更有可能偏向“精准打击”。其目标将聚焦于科技研发领域和高新技术产业,其手段可能包括大幅加征新兴产业关税、阻断技术转让、限制人才流动、冻结核心企业和机构海外资产等,以图“低成本、高效率”地遏制中国制造业的高端化发展。有鉴于此,中国相关产业亟需保持警惕、未雨绸缪,及时针对关键的企业、技术、资产和人才构建缓冲保护措施。


第三,博弈维度由“双边”升至“全球”。作为2008年以来全球政策协同的核心平台之一,G20领导人峰会在诞生十周年之际,一方面为中美“破冰”对话提供了机遇,另一方面也迁就于美方立场,在会议公报中罕见地删去了反对保护主义的措辞,与稍早发布的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公报相偏离。这一喜忧参半的信号表明,除双边关系外,G20WTOIMF等多边平台亦将成为本轮中美博弈的关键舞台;除自身利益外,中美经贸博弈、全球化进退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亦将相互绑定、彼此牵绊。受此影响,在本轮博弈的下半场,两大全球性挑战亟待纳入中国的战略考量。一是特朗普的“示范效应”。当前,无论是发达国家中的意大利、德国、英国,还是新兴市场中的巴西、墨西哥,新一轮民粹政治势力涨潮正在瓦解传统的政策理性。作为民粹强权的代表,特朗普的反全球化尝试,无疑为其他民粹领袖树立了“榜样”。对此的政策效仿预计将在2019年逐步显现,从而削弱全球多边主义共识,并进一步为特朗普解开外部束缚。二是全球治理的“三岔路口”。2016年至今,在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和孤岛主义的反复冲击下,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弊端尽显,再压上特朗普极端反全球化的“最后稻草”,现有体系已行至非改不可的关口。展望未来,WTO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改革可能走向极端对立的两条路径。第一条是屈从于美国“退群”威胁,将经贸金融问题泛政治化,扩大为规则、制度和文明的冲突,最终导致全球价值链的离散化和政策选择的阵营化。第二条是优化争端解决机制和多边合作机制,向发展中国家分配符合自身贡献的话语权,从而制约部分发达国家的单边主义,推动全球经济回归开放包容、协同复苏的轨道。有鉴于此,在中美博弈的下半场,不谋全局则难谋一域。如何用好多边平台伸张合理诉求,避免陷入“经济铁幕”包围之中,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方向,将成为中国亟待解答的新问题。


第四,博弈对策由“应变”转为“自强”。如果说本轮中美经贸博弈的上半场是时间空间之争,那么下半场则是结构改革之赛。在上半场,面对美国“极限施压”的闪击策略,中方对策以应变为主。对外,通过对等推出惩罚性关税,加速激活保护主义对美国的反噬效应,缩短其政策时间窗口;对内,政策重心阶段性偏向“稳增长”,通过政策腾挪,挤出舒缓冲击的政策空间。在下半场,伴随博弈的长期化、精准化和多维化,中美各自结构性改革的定力、速度和深度,将决定这场博弈长跑的优胜者。有鉴于此,中国破局的关键,将转向以自强为中心,以改革开放为根本。


对内而言,在2019年政策托底“稳增长”之际,新一轮改革深化仍需锐意进取。一方面,重点突破利益藩篱,放宽民营资本的市场准入。这不仅有望从根本上为民营、中小企业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优化中国经济结构和微观活力,亦有助于营造“竞争中性”的市场环境,削弱发达国家施压中国的着力点。另一方面,深入推进知识产权保护体制改革,全力突破关键领域的核心技术,加速制造业和服务业的高端化发展,同时平等保护外资企业的专利技术,进一步减少技术交流的外部阻力。


对外而言,新一轮高水平开放亟待因势利导,“点面结合”地将外部压力转换为发展机遇。“点”是稳步有序扩大汽车市场和服务业开放,推广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的应用,与全球共享中国机遇,与美国拓宽利益纽带。“面”是积极深化与欧洲、日本、印度等主要非美经济体的双边合作,主动改善周边地缘政治关系,通过RCEP、中日韩自贸协定等工具加速区域一体化进程,使中国经济更加全面深入地融入全球产业链。中国的“朋友圈”越是广泛、坚韧,中美“脱钩”对美国经济的反噬就越强,因而越能够在长期博弈和谈判中,阻止美国对华政策的再度极端化。


注:经济优势=美国与对手的经济体量差距占全球经济的比重,以美元计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