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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建光:习特会守住中美经贸压舱石,为中国改革开放创造机遇期

发表于 2018-12-04    来源于:沈建光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J.Trump)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总统与中国的工作晚餐发表声明,美国总统唐纳德·J·特朗普(Donald J.Trump)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刚刚结束了两人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非常成功的会晤。敬请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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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建光


据白宫发文,中美领导人在G20期间进行了非常成功的会晤。美国将避免在201911日将2000亿商品关税从10%上升至25%,中国承诺加大自美国进口农业、能源、工业品等更多产品。两国同意就强制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贸易壁垒、网络安全、服务业和农业等方面结构性改革展开谈判。中美贸易战缓释,符合笔者在《不要错过贸易战降温的机遇期》、《2019:探寻中国经济乐观的理由》、《如何避免中国的"流动性陷阱"?》等系列文章中的预期。

 

两国领导人同意暂时休战,推动贸易谈判,十分不易,避免了两国直接对抗升级,即防范两国关系从贸易领域迅速恶化、延伸至其他领域,甚至出现全面对抗的最差局面。在笔者看来,中美对于暂缓贸易战均有诉求,中美经贸关系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一旦经贸关系不稳,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矛盾会更容易急转直下,应该坚守中美经贸伙伴关系不动摇,把握G20会议扭转恶化的局势,重提市场信心。

 

接下来,高层定调之后,中美谈判团队会围绕两国在结构性改革、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有更进一步的谈判。预计中国将加快新一轮的对内对外开放市场、特别是开放金融市场与服务业领域、进一步降低关税、以及非贸易壁垒关税、强调知识产权保护与竞争中性等。在笔者看来,这既是回应外部诉求的表现,也符合中国自身发展需求。

 

短期来看,鉴于外部中美贸易战风险缓释,国内政策拐点已经出现,明年中国经济情况可能会比预期的要好一些。而贸易战风险降低,明年美国税改利好基数效应消失,美国经济有可能会有所回调,当前美联储也释放出鸽派信号,这使得明年美元保持弱势是大概率事件,随之人民币贬值压力也将减轻,甚至会出现升值。

 

此外,明年困扰中国经济的风险来自内部而非外部,如何避免中国陷入“流动性陷阱”是关键。2020年特朗普大选之前,中美贸易趋于缓释,已经是十分不易的局面,为中国改革开放赢得了难得的时间。未来关键在于能否尊重经济规律,强化规则意识,避免宏观调控政策的泛化,通过市场化的手段走出困境。在笔者看来,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市场化改革的决议十分清晰,未来如能切实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土地改革等关键改革,则有助于避免中国陷入日本式的流动性陷阱


更为详细的解读,请参见更为详细的解读,请参加笔者此前《不要错过贸易战降温的机遇期》(1031日)、《2019:探寻中国经济乐观的理由》(1115日)、《如何避免中国的"流动性陷阱"?》(1128日)三篇文章。


往期文章


不要错过贸易战降温的机遇期


目前各方对年前中美避免贸易战升级为全面贸易战,阻止2000亿产品关税从10%升至25%普遍比较悲观。例如,上周笔者在北京参加FT年会中美贸易战和全球经济的讨论中,美国商会会长毕艾伦表示中美贸易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很小,因为双方都已没有接触。而笔者接触到的国内政府工作人员和学者也大多对贸易战终止的预期很低。

 

但是,笔者认为,越是悲观,往往说明事态越严重;预期越低,往往越是有谈判的希望。在笔者看来,11月底G20会议或是年底为贸易战降温的宝贵窗口期,需要珍视。

 

其实,当前大部分人对中美贸易战的缓和并未抱有太高期望,主要源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一是924日美国对华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10%关税以来,中美双方谈判一度陷入停滞阶段;二是美方的要价水涨船高,希望中国在国企补贴、知识产权、中国制造2025等方面做出更多承诺,并将经济问题延伸至外交、政治等诸多领域,中美短期分歧看似无法调和;

 

三是美方对待谈判态度软硬兼施,让人无法判断其底线与真实意图,如一方面表示贸易战有的谈,一方面又放话,如果中美领导人会话无法取得进展,美国准备在12月初宣布对所有剩余进口商品征收关税。

 

在此背景下,避免全面的中美贸易战还有多大可能?相对而言,笔者并没有市场上大多数的判断那样悲观。在笔者看来,抓住11G20中美高层会晤的关键时点,拖延贸易战进一步升级到对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甚至是重启谈判,达成休战协议,都是有可能性的。实际上,从当前美国经济的一些表现、中美双方的政策取向和态度释放等方面来看,一些积极促和的迹象正在出现。

 

从美国来看,笔者8月份曾在上海做过一次演讲(贸易战中国很悲观,美国也很焦虑)。在笔者看来,特朗普虽然对待贸易战咄咄逼人,但贸易战对美国而言绝非稳赚不赔。美国经济走势、金融市场波动、国内政治风向与企业界的反应,都将成为影响未来美国对待贸易战政策取向的关键变量。

 

在金融市场方面,10月美国出现了股债双杀的局面。截至1026日收盘,标准普尔500指数、道琼斯工业指数、纳斯达克指数分别较年内高点下跌了9.3%8.4%11.9%。同时,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则一路上扬,于109日升至3.256%的高位,刷新2012年以来最高水平。美国金融市场巨幅波动,凸显了投资者的恐慌情绪,一方面与美联储加息、估值过高等基本面因素有关,一方面也受到贸易战不确定的影响。

 

从美国经济基本面来看,美国经济到达阶段性顶点是大概率事件。三季度美国经济超预期达到3.5%,主要与税改企业盈利改善和居民薪酬上涨拉动消费支出增加密切相关。但随着明年税改利好基数效应消失,贸易战负面影响显现,且美国财政政策空间已越来越小,美国经济或将承压。IMF10月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中预计2019年美国经济增速将放缓至2.5%,较今年4月的预期值下调了0.2个百分点。

 

此外,贸易战或推高美国通胀水平。在特朗普对华加征关税的2000亿美元清单中,家具、皮革制品均被纳入对华加征关税的范围,而这两类产品中美国进口自中国的产品占据其进口的一半以上,加征关税无疑将加大美国国内商品价格上涨压力。倘若特朗普更进一步,对全部来自中国的商品加税,考虑到美国目前九成的雨伞,八成的玩具、七成的头饰、六成的行李、五成以上的鞋类、纺织产品进口均来自中国,也将损害美国消费者的利益。

 

另外,通胀的上行,使得美国不得不收紧货币政策,继续加息,这也是特朗普不愿看到的,其早前曾就美联储的加息行动大加指责,美国国内政策分歧也会进一步加大。

 

从美国企业角度来看,贸易战对美国企业成本的影响开始显现。比如,全球最大的建筑设备生产商卡特彼勒近期表示,由于钢铁进口关税和货运费上升,导致公司最近一个季度产生了约4000万美元的额外成本。美国福特汽车9月就曾表示,钢铁关税已经导致公司获利减少10亿美元。

 

此外,波音公司也表示,去年中国航空公司的业务占该公司总业务量的30%,长期贸易战将对波音公司不利,目前波音公司未来考虑首次脱离美国本土,计划在中国内地投资修建完工和交付中心。此外,近期美国两党多名众议员亦有所行动,积极推动特朗普政府允许企业申请最新一轮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豁免。

 

对于特朗普本人而言,如今其面临的内外部政治压力同样不小。于内,特朗普在11月初有赢得中期议会选举的政治目标。考虑到目前选举形势对共和党而言越来越有利,一旦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拿下两院多数席位,谋求连任将成为特朗普的主要任务,未来避免美国经济下滑十分关键。对外,通俄门的调查深入、与欧盟、日本传统盟友的间隙、以及土耳对沙特的步步紧逼打击特朗普在中东威信等等,都使得特朗普在对外关系上多面承压,如果再加上对华的全面对抗,特朗普很难游刃有余。

 

于中国而言,避免贸易战升级的考虑一直都在,毕竟贸易战蔓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深远的。虽然短期来看,美国进口商与零售商有一定的调整空间,人民币贬值、出口退税率调高也会减缓很大一部分压力。但从长期来看,由于替代美国的出口市场并不易得,贸易战对投资前景、企业家信心,产业链以及上下游行业的影响深远贸易战持续越久,风险越大。

 

例如,虽然从理论上,中美爆发贸易战后,中国对美国的商品出口可以转向其他国家地区。但通过研究发现,中国主要出口商品在其他几大出口国的进口额中所占的比重已相当之高,进一步提高出口比例和市场占有率的空间极其有限,要想找到美国市场的替代市场或是十分困难的。

 

尤其重要的是,中美贸易战对产业链的影响不容小视,这种影响是数学模型难以精确计算得出的。例如,出于对中美贸易战前景不确定的担心,越来越多跨国企业对中国投资存在迟疑,并在逐步调整其全球布局。据报道,为避免美国的高额进口关税,部分日本大型制造商已在重新审视其在中国的业务,并有计划将生产线转移出中国。苹果公司就加征关税表示担忧,但特朗普却在推特上表示,苹果只要把相关的工厂迁回美国就能够轻松解决。

 

更进一步,可以预期,中美经贸关系始终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一旦经贸关系不稳,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矛盾会更容易急转直下。因此,珍视11月底G20中美领导人对话的难得时间窗口,尽量延缓贸易战的阶段成果,还是值得尝试的。

 

可以看到,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政策信号正在为11G20中美高层对话营造谈判的空间。例如,中国已经恢复了对美国大豆、玉米和石油的进口;《人民日报》文章《风雨过后是彩虹》中提到,中国已不屑于实施以牙还牙的直接报复,态度倾向有所缓和;此外,有报道称昆仑银行或于111日起停止接受伊朗向中国支付的人民币款项等等。

 

除此以外,中国进一步的开放措施正在落地,包括习主席在博鳌讲话时提到的加大进口、降低汽车关税、开放服务业和金融业、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措施。而近期,中国央行行长易纲在G30国际银行会议上的发言时提到,为解决中国经济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将加快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并考虑以竞争中性原则对待国有企业。


综上,对待贸易战,笔者认为,在特朗普底线不明的背景下,需做好两方面的打算。一方面,为最坏的情况做出准备,做好自己的事情,提振各界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加快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于市场化改革的部署,改革措施的落实“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加快对外开放步伐,并积极参与多边谈判,如加快中欧自贸区尝试,加强东盟16国之间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以及推动中日韩FTA谈判,甚至主动参与加入CPTPP都是积极尝试,有效对冲外部风险。

 

另一方面,11月中美领导人会面,是贸易战降温的难得时间窗口,统筹考虑,尽量避免中美之间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转为全面对抗,仍然十分关键。相信经过贸易战以来,美国经济、政治方面的多方风险日益显现,特朗普全面对华贸易战的压力也将不小。

 

中国产业链完全,市场巨大,是美国企业也难以割舍中国的巨大市场,如在中国加快开放后,特斯拉、雪弗龙都表示在中国设厂,预计年底谈判,即便美方看似咄咄逼人,但也有望给出更加务实谈判条件。

 

因此,积极把握住11月的G20中美谈判,促进中美在贸易问题上达成和解,值得一试。


2019:探寻中国经济乐观的理由


每到岁末年初,对来年经济的预测和展望都备受期待。然而,近年来,无论是全球经济还是中国国内经济,黑天鹅事件往往层出不穷,经济短期波动越发剧烈、政策执行效果难于把控,年初既定政策在年中反转的情况时有发生,为做预测增加了难度。

 

2018年为例,尽管当下中国经济出现内忧外困局面,政策也迎来放松态势,但在年初,市场对2018年经济前景普遍是非常乐观的,对资本市场的期待,对企业盈利的看好等,支持不少机构在今年年初上调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

 

然而,笔者在年初专栏文章《展望2018:防范中国经济的灰犀牛》中,对待今年经济增长比较谨慎,对去杠杆背景下金融体系脆弱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等也表达了一些忧虑;此外,在《中美贸易战的风险有多大?》文章中,笔者亦谈及了对特朗普对华发动贸易战的警惕。如今看来,去杠杆和贸易战风险在今年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回顾过去三年,黑天鹅事件也接连出现,使得年初预测也经常与实际经济运行存在较大出入。如海外方面,2016年英国脱欧与特朗普胜选上演黑天鹅,将危机以来,经济下行压力缓释背后的社会割裂呈现的淋漓尽致。2017年欧元区强劲的经济增长令全球为之一震,也助推欧元成为当年表现最佳的货币。而进入2018年,欧洲经济表现平平,特朗普减税则给美国经济带来明显提振,发达国家货币政策走势出现背离,且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挑起贸易战又让国际机构屡屡调低对全球经济与贸易情况的预测。

 

从中国国内情况来看,始于三年前的三去一降一补,目前来看,很多政策的演变也超出了政策出台的初衷。如去产能方面,从产能过剩到行业利润大增仅仅用了短短一年的时间;去库存方面,一二线城市率先实现房价翻番,其后得益于棚改货币化延续至三四线城市,房地产由库存积压到火爆销售也仅用了两三年的时间;而去杠杆政策在持续推进的过程中,也出现负面冲击,如近期央行易纲在谈到去杠杆政策时表示,“前期一些政策制定考虑不周、缺乏协调、执行偏离,强监管政策效应叠加,导致了一定的信用紧缩”,意味着未来去杠杆政策也将迎来调整。

 

展望2019年,当下市场对于国内经济前景的判断普遍是悲观的,对宏观政策有效性的质疑、对贸易战风险的焦虑持续困扰着国内投资者与企业界人士。但根据往年情况,笔者认为,市场的情绪通常会放大,而转折往往发生在市场一致看空或看多之际。因此,在当前市场普遍低迷的背景下,其实不妨也找一下2019年,中国经济可能会好于预期的理由。

 

在笔者看来,从海外经济来看,当前美国经济其实仍然处于一个比较好的时候。税改提振美国经济增长,企业利润明显改善,居民收入提升,拉动消费增加。此外,当前美国失业率也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当然,明年美国减税的基数效应会消失,预期明年美国经济可能会从高位有所回落,但整体来看,仍将会是一个不低的水平。

 

相对来看,欧洲的问题也并非是经济问题,而主要是政治方面的不确定性。从经济角度来看,当前欧洲经济仍在扩张区间,失业率持续下降,德国财政持续四年盈余,欧洲银行业盈利能力有所改善,金融形势整体上保持稳定。接下来,如果欧盟能就英国脱欧、与意大利的财政预算争论等事情上达成平稳过渡,欧洲表现同样值得期待。

 

2018年相比,笔者预计,2019年新兴市场的波动可能会有所减少。实际上,近年来,新兴市场资本流出、货币大幅贬值均与美元强势升值的背景有很大关系。展望2019年,倘若美国经济有所回落,美联储加息步伐预计也将偏于谨慎,甚至低于3-4次的预期,在此背景下,预计美元升值空间非常有限,相反,美元走弱的情况可能会发生,这对于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和货币而言是个利好。

 

而困扰全球的贸易战风险,在2019年也有望比2018年有所缓和。中美两大经济体贸易战是否会持续是影响全球市场的最大不确定性,国际组织也纷纷据此下调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但近期又有积极迹象出现,包括中美两国领导人已通话,强调中美经贸关系重要性,中美双方重启贸易谈判等。此外,近期中国举办进博会、降低汽车等多个行业的关税、恢复美国大豆进口等举措,都为中美贸易谈判的重启营造了较好的氛围,2019年贸易战持续升级的担忧有望缓释。

 

从国内经济来看,2018年以来,中国消费疲软、投资下滑,但在此背景下,政策的拐点已经出现,1031日政治局会议上,对去杠杆的表态已经不再提及,相反,央行易刚行长也早就表示杠杆已经稳住,预计未来货币政策会保持整体宽松的态势。除此以外,补短板背景下,预计基建投资会比2018年有明显提速。当然,房地产市场房住不炒的主基调并未变化,预计房地产投资仍然会保持回落态势。

 

除此以外,预计2019年减税措施会明显加大,一方面体现在个税改革方面,2019年将就五大抵扣事项出台更多细则,配合税改个税起增点的提升,有助于在经济与收入下滑的背景下,支持居民消费保持稳定。实际上,在刚刚结束的双十一网上购物节上,京东、天猫等网上销售均创历史新高,京东海外购更是增长迅速,凸显了当前居民对于高端消费的旺盛需求。同时,配合鼓励进口政策措施的深入,预计消费产品多样化,也有助于支持个性消费提升。


另一方面,如果对企业层面可以推出更大规模的减税措施,且落到实处,也不失为挽回民营企业信心的重要手段。实际上,近一段时间以来,民营经济信心不足的话题引发广泛担忧,在笔者看来,民企信心不足一方面与融资环境恶化、资金链紧张有关,一方面也与近年来去杠杆、去产能、规范环保政策和社保政策对民营企业造成明显负面冲击密不可分。从目前来看,决策层已就上述问题提出改进措施,是个积极迹象。但只是开端,未来强化规则意识、注重政策落地的连贯性才是重拾民企信心的关键。

 

综上,笔者认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内外部的深刻变化,市场普遍对明年经济预测十分悲观,但在笔者看来,越是一致看空,越是可以期待,真实情况也许会存在改善空间。

 

整体来看,笔者认为,明年最大的风险是贸易战升级的态势能否得到缓释,如果11月底中美贸易谈判取得积极成果,那么,2019年的基准情况是中国经济回落的程度是有限的,预计经济增速大概率会在6%-6.5%之间。但倘若中美之间无法就贸易问题达成协议,明年美国对华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从10%上调至25%如期而至,即便加大减税力度和货币政策放松对冲,其对中国出口、就业、投资环境、企业家信心以及产业链等方面的打击将十分巨大的,届时将明显拖累中国经济下行。


如何避免中国的“流动性陷阱”?


近来“外忧内患”常被用于描述2018年中国经济遭遇的困境。这一情形的出现多少有些超预期的成分。笔者在上篇文章《2019:寻找中国经济乐观的理由》中提到的,2018年初,各界对于贸易战风险与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都普遍低估的,当时预期中国经济进入新周期、特朗普贸易战大多是虚张声势的观点占据主流。

 

展望2019年,鉴于贸易战以来中美金融市场动荡已很显著,对双方的负面冲击也越来越大,中美之间达成暂时妥协的动机目前来看是比较强的,预计2019外部中美贸易战风险有望得到缓释。而一个更加值得关注的风险可能恰恰来自于内部,即中国是否能够避免陷入流动性陷阱

 

“流动性陷阱”一词源于凯恩斯提出的一种假说,指的是当利率降低到无可再降低的地步时,任何货币量的增加,都会以"闲资"的方式吸收,因而对总体需求及物价不产生任何影响,经济陷入长期通缩。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房地产泡沫破灭后的日本,被看作是首个陷入流动性陷阱的典型的国家。

 

近年来,有关中国式“流动性陷阱”的讨论此起彼伏。普遍观点认为,虽然中国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流动性陷阱,但考虑到中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已降低,其实中国经济已经一定程度呈现出了“流动性陷阱”的特征。突出体现在:今年以来,面对经济下滑与投资不足,货币政策近来已明显转为宽松,但却未能带动宽信用的出现。虽然资金利率下行,市场流动性得到缓解,但贷款需求仍然不足,信贷数据疲软,资金在银行间淤积,未能流向实体经济。

 

从更广泛的范围来看,这一困境的出现其实又并非中国独有。结合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主要央行的表现来看,相比于中国,欧美日同样存在货币政策有效性降低的困扰。例如,金融危机以来,即便发达国家央行普遍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但货币乘数大幅降低。2007-2017十年间,美国、欧元区、日本央行的基础货币分别扩张了5.13.9、和4.5倍,而相应的,广义货币仅扩张了21.61.4倍。相比之下,中国的广义货币扩张速度反而大于基础货币扩张速度,十年基础货币扩大2.7倍,而广义货币增加了近5倍,这个时期也是中国大幅加杠杆的过程。

 

然而,在笔者看来,伴随着中国去杠杆的推进和资本回报率的下降,货币乘数也会在未来呈现下降趋势。原因在于:一方面,从需求角度来看,当前诸多企业债务负担较重,利息成本增加,盈利能力下降,利润率降低,实体经济贷款需求疲软;另一方面,从供给层面,以往银行更加青睐于将信贷资源配置在房地产与融资平台,但当下房地产调控抑制房地产项目信贷受限,基建投资受制于地方债务负担加重、基建项目投资回报周期长、收益率低等原因,当前银行风险偏好仍然较低。

 

为了化解这一难题,近一段时间,中国决策层已加速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鼓励银行将信贷资源向民营企业倾斜,甚至提出数量型目标如“一二五”规则对银行行为进行指引;1设立专项基金,通过政府平台和资本市场募集资金,为企业注入现金流,提供流动性;以及对存在股票质押风险的企业,建议不一刀切强行平仓等措施。

 

在笔者看来,上述做法属于短期应急管理的手段,在紧急情况下,可以一定程度上防止预期恶化与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出现,但从长远来看,上述手段也具有明显的行政性指令特征。如果持续时间过长,则不仅难以从根本上改善企业利润,反而存在弊病,即政策过于关注短期目标,缺少规则意识,可持续性遭到质疑,也容易出现反复,进而使得预期不稳,企业家信心不足。

 

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在近日财新年会上的发言同样表明“短期需求管理与结构性改革不能混为一谈”的担忧。在其看来,当前中国宏观调控存在宽泛化的情况,本应保持稳定的法律、规章、制度被当作宏观调控的手段。价格政策、土地政策、环保政策、监管政策等也都被赋予了宏观调控的职能,宏观调控的外延被无限扩大了。如果宏观调控过度承担中长期改革目标,以行政性调控手段推进结构性改革,又会出现“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

 

从这个角度来讲,笔者认为,防范中国陷入“流动性陷阱”的根本在于采用市场化的化解手段,通过市场化改革走出困局,即拥抱熊彼特提倡的“破坏性创造”。而过度通过行政手段,“屡试不爽”之后,结构性顽疾仍然存在,效果往往是南辕北辙。

 

以日本为例,大量僵尸企业存在,银行持续为关联企业持续纾困是日本陷入“流动性陷阱”的重要原因。以往中国存在大量国有企业,即便是有亏损,也能够享受到政府和银行信贷的支持,其实就有相当一部分具有了僵尸企业的特征,而当前民企遭遇危机,决策层支持力度较大,但倘若不加区分,将这一“待遇”甚至大幅推广至民企,从长远来看,将削弱中国企业的活力,使得资金回报率进一步降低,进一步加剧中国式“流动性陷阱”的风险。

 

综上,贸易战风险的缓释,国内政策的转向,对2019年中国经济,市场不易过度看空。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从长期来看,中国如何能够避免陷入流动性陷阱在笔者看来,中日有明显不同,当年日本陷入真正意义上的流动性陷阱始于房地产泡沫的破灭,而当前中国房地产市场仍要好于日本的情况,消费和服务业也有很大潜力,整体经济尚有很大回旋空间。

 

未来关键在于能否尊重经济规律,强化规则意识,避免宏观调控政策的泛化,通过市场化的手段走出困境。在笔者看来,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市场化改革的决议十分清晰,未来如能切实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土地改革等关键改革,则有助于避免中国陷入日本式的“流动性陷阱”。(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