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 专家文章

沈建光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一位海外学子的经历与观察

发表于 2018-12-28    来源于:沈建光

40年前,中国开启改革开放之路。40年的伟大成就,是人类历史上经济发展的奇迹,打破了许多记录,如近10%的高增长维持了40年,消除了世界上最多的贫困人口。在今年改革开放40年这一特殊年份,中国内外部环境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贸易保护主义兴起,全球化进程遭遇挫折,市场担忧情绪空前加大。在此背景下,有担忧认为,在外部压力之下被迫加速国内市场开放,对中资企业不利,特别是服务业和金融行业大举开放,会对国内产业格局产生冲击,影响中国经济。


结合我过去25年在海外的经历与观察来看,中国进一步加大开放其实并非是外部环境所迫,也是出于自身发展的现实需要,延续改革开放成功经验是最好的选择。其实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也并非一路坦途,相反,曾几度面临危机,海外看空情绪高涨,但中国并未出现想象中的危机场景,究其原因,在于无论遇到何种困难, 中国都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一路披荆斩棘,开放程度不断扩大,与全球经济融合度亦不断深化,直至今日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成功抵御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对外开放加快起步


1992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史上的一个重要年份。彼时国内对于改革开放有诸多争论,面临改革开放是姓社还是姓资的质疑,邓小平在92南巡系列讲话中坚定回应: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就没有出路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邓小平南巡讲话将中国改革开放进程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那年,我首次踏出国门,来到北欧求学。初到北欧,除了新奇之外,更多感受到的是当时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作为一名留学生,彼时上海的学生公交月票仅为6元,而在芬兰一次公交车票就要人民币12元,生活成本差距十分悬殊。当时芬兰的大学毕业生收入要超过1万元人民币,而上海名牌大学如复旦毕业生不到千元的收入高出十几倍。反观当下,芬兰大学毕业生的收入还是人民币两万多不到,但北京上海的名牌大学毕业生收入已经和芬兰不相上下了。这背后是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居民收入快速增长。每到购物季欧洲各国的奢侈品店都排满了来自于中国的消费者,中国企业跨国收购欧洲企业也屡见不鲜,这些在二十年前是难以想象的。


九十年代初,中国整体开放程度仍然较低,加上经济基础薄弱,整个欧洲专职关注中国经济的学者可谓凤毛麟角。我毕业后先后加入芬兰经济研究所与芬兰中央银行,主要负责亚洲经济研究,但最主要是中国经济的研究。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海外经济学家当时对中国了解不深,首次让他们感到惊讶的是,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时击退国际炒家的表现。当时东南亚国家货币大幅贬值,资金撤离,香港也一度岌岌可危,港币与美元的挂钩危在旦夕,国际社会对待中国能否守住港币,进而守住人民币,防止危机传染的前景十分悲观,要知道当时中国的对手之中有成功的狙击英格兰央行而一战成名的资本大鳄索罗斯。


而当时朱镕基总理在多方权衡之下,做出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决定,确保人民币不贬值。其后,在中央政府支持下,香港政府采取救市行动,动用千亿港元,打爆了投机者做空的仓位,击溃了国际炒家做空大鳄索罗斯的狙击,打赢了港币保卫战。事后来看,正是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操作,顶住了压力,避免了香港与内地金融的动荡,阻挡了金融危机传导至香港甚至全中国,为中国此后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打下了基础,而且赢得了国际声誉。


自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加快推进商业银行改革、国企改革、同时,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通过改革与相对稳定的市场环境,吸引了全球制造业纷纷流向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进一步加快,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中国经济后来的长期繁荣奠定了基础。对比之下,当时遭受亚洲金融危机洗礼的国家,元气大伤,相当长时间陷入低迷。


回到当下,近年来在美元升值周期背景下,人民币也几度遭遇明显做空压力,但正是得益于亚洲金融危机时刻莫让人民币一次性大幅贬值的成功经验,中国采取了及时的稳汇率举措,如今看来,伴随着外部风险的缓释,汇率大幅贬值预期也得到扭转,为中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


艰难谈判入世,中国对外开放迎来加速期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成为了中国对外开放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事件。但回头来看,当时谋求入世的谈判过程并不顺利,一波三折。不仅面临国际社会的艰难斡旋,甚至还曾面临来自国内的不解,担心入世对汽车业、金融业和农业造成冲击,国内存在不少反对声音,甚至有指责认为谋求入世无异于卖国。


彼时,我以经合组织OECD受邀顾问的身份,与一些研究中国经济的国内外专家一起来到巴黎,帮助进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的评估。其中一些中国政府选派的优秀专家学者,现在已经成长为国内宏观政策的核心决策者。我承担的是入世后汇率改革与资本项目开放的课题。在这个OECD 当时最大的项目中,研究学者们全面平衡了入世对中国的利与弊,更好的支撑了当时中国政府的决定,即入世对于中国的冲击有限,相反竞争会给中国企业更多的学习机会,让中国迎来快速发展的机遇,会议成果出版了一本专著《中国和世界经济——中国入世的挑战》,OECD的秘书长后来在拜访北京时,亲手将它作为礼物,送给了当时的总理朱镕基。事后来看,我们又不得不感慨,开放市场、积极入世对于中国的意义之深远,其让中国与世界接轨,让中国经济在全球化的竞争下实现增长。入世后,不仅早前的担忧没有发生,中国汽车行业、金融行业也在引入外部竞争、适应与参与国际规则的背景下,获得了长足发展。


之后我去了中国人民银行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随后在2003年加入欧洲中央银行,成为欧央行第一位专职研究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我的工作主要是研究中国经济。即使像欧央行这个世界最主要央行之一,也直到2003年才觉得有必要设立专职研究中国的研究人员,可见中国经济此前对国际经济的影响有多小。


而中国经济在这十多年迅速壮大,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大幅增加。中国经济在入世之前的排名世界第六,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


回到当下,在美国大举挥动贸易关税大棒的背景下,中国依旧以开放的姿态作为回应,承诺加大服务业与金融业的开放程度,虽然是外部需求,但也符合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


当然,有担忧认为,大举开放对中资企业不利,或者没有给与中资企业足够的缓冲期,但我认为,引入竞争机制对于国内企业而言危中有机,改变制度优势下的坐享其成,在竞争中提升国内企业全球竞争力,是中国企业进一步走向国际市场的需求。而从中国对外开放的实践来看,入世后,外资银行在中国的资产规模占比先增后降,其实体现的是中国企业适应国际化,自我求变的过程,未必是坏事。


金融危机十年,中国对外开放更进一层


2008年金融危机使得全球经济遭遇重创,中国经济也一度大幅下挫,贸易活动十分低迷。但即便在此背景下,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也并未停止,反而不断反思危机的根源,即全球面临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困局,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金融危机以来的十年间,我在国际投行做卖方宏观研究,一直重点关注人民币国际化的方向。围绕人民币国际化,我在2010年便提出人民币国际化需要四大支柱,即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开放、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同时,上述改革的关系应该是相辅相成、协调推进的关系。


从近年来的实践来看,围绕上述四大支柱的改革都取得了很大成就,如利率市场化改革基本完成,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程度取得了大幅度提升,离岸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港股通、债券通等机制建立,人民币也与201610月正式纳入SDR,这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里程碑事件,意味着国际社会对中国金融改革和开放的肯定。


与对外开放的加深相对应,最近十年,中国经济在全球的地位亦有明显提升。例如,中国出口跃升为全球第一,而且遥遥领先第二名,且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份额也在增加,出口结构的转型升级已悄然而至;中国零售市场从十年前美国的四分之一,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零售市场,消费潜力巨大;移动支付、金融科技行业、数字科技等新经济的发展也后来者居上,引领全球等等。在我看来,这一切成就的取得也要归因于坚持市场化改革以及立足全球的开放之路。


当然,有喜亦有忧,当下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一个非常特殊的时刻,伴随着中国经济综合实力的提高与国际话语权的提升,中美之间在贸易、科技,政治、外交、意识形态等领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分歧,有担忧认为,中美之间将难逃“修昔底德”陷阱,即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的冲突不能避免。


那么在这样一个特殊背景下,如何处理大国关系的变化,如何应对管控分歧,如何延续前期的经济增长奇迹?对中国经济而言是个极大的挑战。结合以往经历与观察,我认为,中国开放之路绝非一帆风顺,其实,亚洲金融危机的做空、中国入世前的内外部质疑、以及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冲击,以往数次挑战不亚于当前中国面临之困境。但以往中国均能妥善应对,转危为机,关键在于始终坚持以改革促进开放,以开放带动改革的成功经验。


展望未来,我认为,延续40年改革开放之路仍是引领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秘籍,在未来一段时间,加快放宽市场准入条件、开启更大范围的金融与服务业开放、改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积极推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定》进程、确保各市场参与主体的竞争中性等等,绝不仅是缓释外部压力的手段,应对中美关系变局的需要,更是中国企业竞争力增强,中国市场更加适应国际化规则,帮助中国经济延续稳健增长的途径。需要切实落地,宜快不宜慢,宜早不宜迟。(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