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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湛:如何跨越修昔底德陷阱

发表于 2019-01-01    来源于:李湛


——从美国政治角度切入谈中美摩擦

作者:

中山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李湛博士

中山证券研究员 梁伦博


摘要


在后中期选举时期,美国政治环境产生了新的变化,首先是政治分裂加剧,两党分歧两极化,中立缓冲基本消失。两党票仓的基本盘进一步演变,共和党的政策路线将更多地受到以农村为导向的利益需求影响。特朗普将带头转入内部防御模式,通过司法部长、幕僚长、国防部长的撤换将更多的资源收缩回国内以应对2020大选来自民主党的挑战。


贸易谈判方面,对于特朗普而言各种极限施压始终都为了交出一份漂亮的答卷,而不是为了施压而施压,而基于美国政治分裂、经济下行预期、2020连任压力以及全球需求放缓等逻辑,特朗普的施政空间会进一步减少,谈判需求也将放大。但是中美目前的分歧仍然较大,所以目前双方谈判的焦点应该是达成一份短期性的协议用以缓解双方的关系。尖端科技方面,高强度的科技竞争(封锁)将会是长期的常态,难以受到中美关系短期的缓和而改变。


中美关系不是单行道,跨越修昔底德陷阱需要新的切入点。首先是落实对外开放的新举措,重新建立外商投资的信心,这是改变外部大环境需要长期坚持的方法。然后贸易谈判方面目前是一个较为合适的谈判节点,中美双方同时都有着缓和的需求,而达成一份短期贸易协议对于中国而言将意味着获得了更多的时间,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没有什么比争取时间更重要。在科技竞争方面中国不能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需要在不断严峻的科技封锁以及挑拨事件下中保持冷静,耐心打磨基础,放弃一些妥协退让的想法。此外在保持自身定力的同时需要尽可能维持低调,减少对于同时美国的刺激,直至真正盘涅之时。


一、中期选举后美国政治环境的变化


1)政治分裂加剧,两党分歧两极化


从中期选举进程上看,美国政治两党两极化的发展趋势非常明显。无论是初选、卡瓦诺大法官任命以及终选的结果都反映了两党之间几乎不再存在中立缓冲,取而代之的是彼此的严重对立,一方面是保守派向“特朗普主义者”所转变,而另一方面则是朝向激进的“自由主义者”迈进。


在初选中,两党的偏中立温和派都受到了严重的排斥。共和党方面一些偏向中立和批评过特朗普的共和党人都被初选淘汰,例如竞争连任的共和党众议员马克·桑福德、明尼苏达州州长的共和党候选人蒂姆·普兰提等,通过对党内不和谐的声音进行排除,特朗普巩固了对于共和党的掌控力度,而“小特朗普们”纷纷赢得初选则进一步加深了共和党的“特朗普化”倾向。而民主党方面,赢得初选的民主党候选人大都曾激烈批判过特朗普的政策,特别是对于移民、经贸、社会保障等。比如在竞争弗罗里达州长民主党候选人时,39岁的德鲁·吉伦因为其激进的自由派立场(其大力攻击了特朗普的新医保、一刀切移民政策等)从而击败了之前媒体、民调的热门选手前民主党众议员格温·格雷厄姆,而格温的立场则是偏向温和的中间派。


从特朗普提名卡瓦诺任命大法官的事件也可以明显看出党派政治的两极化,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对卡瓦诺的问询上,福特和卡瓦诺完全不同的叙事分别各自赢得了同情者和支持者,两党人士各自相信自己所愿意相信的一套“故事”,且二者之间不存在调和的可能。在参议院最终表决前,特朗普公开出言威胁共和党内现存的偏中立温和派:“要是你们敢投反票,就等着事后清算吧。”最后投票结果是5248,卡瓦诺成为了美国历史上得票最低的大法官。


此外最新的美国政府停摆事件也反映了两党分歧的尖锐性,在白宫几乎“全员出动”和国会领导人为期几周的谈判失败后,美国部分政府部门于1222关门,影响国土安全部、运输部和其他部门共计约80万名员工。特朗普把政府关门的责任归咎于预计将于13日成为美国众议院议长的民主党人佩洛西,并表示为获得50亿美元的边境墙拨款,他准备需要多久就等多久。而民主党参议院领袖舒默则表示:“今天得不到修墙的经费,下星期也不会。等到13号民主党控制众议院以后,更得不到拨款,白宫需要放弃以关闭政府运作来要挟修墙的策略。”


2)共和党将重新审视其基本盘


从两党获胜的众议院选区上看,民主党支持区域主要为城市和郊区,代表了众多现今行业,选民也更多拥有学士及以上的学位,且在计算机等高新行业中占据更高比例。共和党则主要代表了以农村为导向的低产出行业以及非高端制造业(如服装、造纸、食品饮料等),选民教育水平也相对较低。从两党选区的GDP以及收入水平上看也有着较大的差距,见图1,共和党选区GDP占比只有37.6%,大幅低于民主党选区。这也反映了未来两党以后在农业、能源、生产经济、移民、医疗保健以及国际贸易等领域着眼点的巨大分歧。这种严重的分歧将逐渐成为美国政治的主流,未来两年会在国会和法院继续延续。另外共和党的政策路线将会更多的受到其政治基本盘(以农村为代表的共和党支持者也是受到贸易冲突、医疗改革等政策影响最大的群体)的利益影响,且其若是想在2020大选时复制2016的结果,郊区选区也是他们必须重新争取的。


3特朗普将带头转入内部防御模式


虽然特朗普将中期选举的结果称为胜利,但实际众议院的丢失和州长选举相对优势的减少是对2020总统大选的提前预警,而特朗普接下来最优先的事项无疑是取得连任。因此在这个前提下,特朗普的施政方向已经发生了转变,将重心逐步移回国内防御来自民主党对其权力的挑战。


这种转变从特朗普的行为中也能体现,特朗普在中期选举后迅速撤换司法部长(因为其不肯干扰通俄门调查的独立性),并且在推特直接警告民主党若是发起针对他的调查,那么他也会从参议院发起对民主党人的调查。众议院掌握了对总统提起弹劾的权力,虽然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可以在终审阶段将弹劾否定,但是民主党依然可以通过国会的专门委员会继续就通俄门、情色门以及最新的逃税门等对特朗普进行多项调查。这种调查会很大程度上分散特朗普的注意力以及持续降低其支持率,最终很可能影响两年后的总统大选结果


同时,白宫幕僚长也被特朗普更换了,继普里巴斯和凯利之后,马瓦尼将成为特朗普白宫两年任期内的第三位幕僚长。马瓦尼目前同时担任白宫预算主任和白宫代理幕僚长,其与特朗普有一个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宣布在自己的岗位上“不领工资”。特朗普启用他的根本原因在于此前担任众议员的马瓦尼熟悉国会事务,比其他候选人更能协助特朗普在未来和国会合作。此外在政府预算问题上“绝不妥协”的马瓦尼强烈反对扩大政府开支,并誓言一定要在自己的权力允许范围之内限制政府财政开支。目前不断扩张的财政赤字已经威胁到了特朗普的政治前景,也是民主党抨击特朗普税改、基建等政策的重要论据。


此外国防部长马蒂斯也因为对外分歧被特朗普提前解雇了,特朗普批评其没能认识到美国在全球各地提供军事支持所付出的真正代价。欧洲认为马蒂斯坚定履行了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军事联盟的承诺,而特朗普则警告欧洲盟友称如果它们不增加国防支出,美国将撤回其支持。同时,特朗普还骤然在推特宣布从叙利亚“迅速、完全”地撤军,并在到访伊拉克时宣称“美国不能再当世界警察”。如此突兀的、不顾白宫幕僚以及盟友的意见收缩美军的全球战线也反映了特朗普想从一些对外事务中回撤,并尽量收缩财政支出和兑现竞选承诺的决心,这一切都是为了更好的应对2020大选。


二、贸易冲突趋向缓和,科技竞争将继续加剧


双边贸易谈判方面,对于特朗普而言各种极限施压始终都为了交出一份漂亮的答卷,而不是为了施压而施压,而基于美国政治分裂、经济下行预期、2020连任压力以及全球需求放缓等逻辑,特朗普的施政空间会进一步减少,谈判需求也将放大。而对于中国而言贸易方面同样有着缓和的需求,今年以来经济下行压力不断显现,内部改革的阻力仍然显著,因此能否减少来自外部环境的压力也相当关键。但是另一方面,中美目前的分歧仍然较大,所以目前双方谈判的焦点应该是达成一份短期性的协议用以缓解双方的关系。


从贸易冲突到科技竞争,目前而言短期内关税规模继续升级的可能性较小(无论是征税比例从10%25%,还是将余下一半商品列入征税范围),但科技竞争升级的概率进一步增加。具体而言有三点,一是美方对于认为“不遵守规矩的企业”的列入制裁目标,例如中兴以及最近的晋华,同时对“威胁到美国保持产业领先的企业”进行严格的遏制,例如华为。近年来,美国不单单在本土禁止华为进入,且一直试图阻止盟国使用华为的电信设备。二是制止一些可能协助中国产业升级、高科技进步的产品、技术进入中国,见图2。三是加强商业间谍战的强度和范围。这些行为都会对中国高科技行业发展造成持久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高强度的科技竞争将会是长期的常态,难以受到中美关系短期的缓和而改变。



三、如何跨越修昔底德陷阱


中国政界、学术界对于中美关系一直有句俗话——“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去,差也差不到哪去”。这句话其实反映了此前国内的一个共识,因此今年以来面对骤然转冷的中美关系显得有些无所适从。而到目前为止,国内对于中美局势的研判又开始开始走入另一个方向——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陷阱由哈佛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其认为一个崛起大国和一个守成大国之间具有竞争与冲突的必然性,从历史的碎片中描绘了一幅国家利益、恐惧和荣誉交织的图景,并最终得出中美“注定一战”的结论。先抛开这一结论是否正确,今年以来中美双方的关系确实是走向滑坡,连基辛格都在访华时留下一句话:“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过去了,要重新定位。”


但实际上中美关系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其走向一直是多元的。基辛格作为国际关系领域的大师其论点并不是单纯的发表悲观的预期,而是点出了中美关系目前最关键的两点。一是大环境的改变是经历长期所形成且具有客观性的;二是破局中美关系走向冷战乃至战争的关键是重新定位切入点。


美国方面大环境具体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国家层面的两党政要和商业精英,另一个是普通美国民众以及地区政界人士、中小企业主。从国家层面上看,上一个大环境的开端由中国加入WTO开始,当时这一抉择在美国内部争议非常巨大,克林顿和小布什总统几乎动用了了所有政治资源和力量才促成了此事。此后国家层面方面逐渐形成了一种“二元策略”共识(两头下注的战略对冲策略),即在增加接触的同时也在亚洲地区内对中国保持一定的遏制力度,一直到奥巴马任期结束基本都遵循了这种二元策略。进入到特朗普执政时期,大环境已经发生了转变,首先在刚上任时白宫就修订了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其中明确将中国重新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而此后国会(无论参议院还是众议院)更是出现了罕见的跨党派反华联盟,并出台或正在出台一系列的针对中国的法案条款,这些都代表了一种新的国家层面的共识的形成。而另一方面,到今年初为止对于普通民众和地区政要而言其对华态度并没有恶化,据美国盖洛普咨询公司的调查数据,2016年到20183月(贸易战之前)的美国民众对华好感度是一直上升的,见图3


         3 1995-2018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

因此实际上大环境的改变主要是由处于国家层面的政要、商业精英所发起的,而其后基层民众对华观感的下降是由上层通过各种途径渲染而来的。那么面对这种情况最好的方法就是对症下药,重新唤回一批对华友好的上层精英出现。而最直接的方法无疑是建立更紧密的经济联系,只有利益捆绑才能促成最亲密的盟友。例如在今年的贸易冲突中,苹果CEO库克以及其游说团体就曾多次劝说特朗普以及国会议员不要激化贸易战(该公司有大约四分之一的收入来源于中国市场)。而与此相比,GoogleFacebookNetflix 等其他科技巨头均由于一些原因没能为中国市场提供各类服务,当然也不会介意中美关系的转冷,甚至难免还有推波助澜的想法。


目前新的《外商投资法草案》已经提请了全国人大进行审议,其若能顺利出台和实施,无疑将重新释放中国政府对于外国投资的积极信息。但是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大环境已经改变的情况下,重新扭转回来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只要真正将对外开放政策执行下去才能从量变引起质变,重回一个相对理性的大环境。


在具体的切入点方面,目前而言贸易谈判是一个较为合适的谈判节点。现在中美双方同时都有着谈判的意愿,无论是双方都可能面对的经济下行压力,还是特朗普在国内面对政治分裂的冲击、金融市场的震荡、或者是2020大选临近需要减少贸易战对于相关选区的影响等。且对于中国而言,与美国贸易联系脱钩并不是好的选择,经贸关系实际上正是目前阻止中美关系进入冷战的关键压舱石。因此达成一份短期贸易协议对于中国而言将意味着获得了更多的时间,而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没有什么比时间更重要。


但是在科技竞争方面,中国需要另一种思维。尖端科技实质上意味着未来,而美国是不可能放弃垄断未来的梦想的。所以在科技竞争上中国不能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需要在不断严峻的科技封锁中以及挑拨事件下保持冷静,耐心打磨基础,展现一国的恒心和勇气,并放弃一些妥协退让的想法。但是在保持自身的定力的同时需要尽可能维持低调,减少对于美国的刺激,直至真正盘涅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