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 专家文章

鲁政委:贸易战的金融因果

发表于 2019-09-27    来源于:中国科大新金融研究中心

来源:中国科大新金融研究中心

 

编者按

920日,应巴曙松教授邀请,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华福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博士做客第三期中国科大新金融讲坛,为大家带来主题为《贸易战的金融因果》的精彩讲座。本文根据演讲人录音整理,敬请阅读。

 

主讲人:鲁政委(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华福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讲座纪要


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们,大家好。


本次报告的内容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贸易战的金融缘由;第二部分为中美贸易战的演进;第三部分为贸易战的前因后果。到目前为止,已有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来讨论贸易战,但在金融视角下对贸易战进行比较严谨的讨论并不是很多,所以我今天想从金融的角度来谈谈自身对于贸易战的看法,希望能够激发大家的思考。


(一)贸易战的金融缘由


特朗普总统在201832日发布了一条推特,这条推特最清楚地展示了其对于贸易战的看法,推特内容是:当一个国家(如美国)在贸易当中损失很多美元的时候,贸易战就是好的,并且容易取胜。他其实讲的就是,因为美国面临长期大额贸易逆差,所以,就要发动贸易战。这是贸易战最为直接的金融动机,政客对其进一步的演绎就是足以煽动选民的美国工作机会流失和财富流失。


目前美国对全球许多经济体都存在贸易逆差,其中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最大,对日本、墨西哥、加拿大、欧盟等的贸易逆差规模也较大。所以,美国这一次的贸易战是其对具有较大逆差的经济体全面开火,而不只是针对中国。


特朗普上台之后贸易战的第一枪,是首先要求重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在201810月,美国已与墨西哥、加拿大达成了新的北美自贸协定(USMCA)。USMCA第一个主要条款就是宏观政策和汇率稳定性的问题,协议要求限制竞争性贬值,即上述两个国家的货币相对于美元不能贬值太多。第二个主要条款与汽车行业相关。即在汽车行业要求75%的汽车零部件必须由USMCA内三方生产,且要求汽车40%的零部件在2023年以前由时薪不低于16美元的工人生产,以保护美国的汽车产业和贸易利益。第三个主要条款是关于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包括生物制药数据保护期为10年、版权保护在原有WTO及伯尔尼公约规定的基础上延长了20年等等;允许数据的跨境流通,服务器可以不在东道国内,限制东道国政府对软件供应商公开其源代码和算法方面的要求。第四个主要条款是在争端解决机制方面,争端的解决机制仅限于美国和加拿大,墨西哥不能享受该机制,只能被动接受争议的解决方案。最后一个主要条款是歧视性条款规定,即如果一国被美、加、墨三方中任何一方的国内贸易救济法认定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同时该国与美加墨三方均没有签订自贸协定,三方中任何一方与该国开始自贸协定谈判之前至少提前三个月通报其他各方,任何一方如果与该条款中所说的非市场经济国家签订自贸协定,其他各方有权在提前六个月通知的条件下终止适用USMCA协议,并且用双边协定取代。当前较大的经济体中,只有中国还没有被美国承认为是市场经济国家,所以,这一种也被外界认为是潜在的专门针对中国的条款。以上便是新北美自贸协定的主要内容。上述内容在美国对中国的诉求中也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在拿下北美之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20181016日宣布,将开始与日本、欧盟和英国就单独的贸易协定进行谈判。2019925日,特朗普表示美国和日本已经达成了一项有限的贸易协议。


美国对加拿大、墨西哥、日本、欧盟、英国的“以战促议”行为,清晰表明:特朗普的贸易战背后的缘由,并不能用“文明的冲突”来解释。而之前作为一个高调的脱口秀媒体人,特朗普也从未在文明的冲突方面展示出多少的端倪。


那么,美国发动贸易战,对中国的具体诉求是什么呢?余永定在201878日写的《中美贸易战的回顾与展望》,其中讨论的条款非常细致,很可能是之前美国比较完整的诉求。根据该文,在中美第一次谈判中,美国对中国提出的具体要求第一条就是减少美国来自中国的贸易逆差,即从20186月开始,中国每12个月至少减少1,000亿美元的对美贸易逆差。到2020年底,同 2018年底相比,至少减少2,000亿美元对美贸易逆差。而2018年我国贸易顺差总额就是3500亿美元,其中对美国3200亿美元,如果至少减少2,000亿美元对美贸易顺差,就意味着:给定中国对其他经济体的贸易差额不变,我国的贸易顺差将大幅缩小,接近无顺差状态。


在其他要求中,无论是要求我国取消所谓的补贴,还是在看到中国产业技术进步速度较快后所提出的关于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这些都是由美国对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衍生而来。


其实,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你会发现近现代以来,历史上任何一个崛起的大国,都曾经经历过长期的外贸顺差;而一旦外贸顺差消失了,这个经济体的发展速度就会明显下降。


如果进一步回顾历史,基本也是:如果跻身于美国贸易逆差的前四大来源地,就会高概率地被美国贸易大棒打上。下面我们选取几个重要的时间点来观察:


第一个时间点为1970年。因为此后的197112月,西方工业十国达成新的国际货币制度协定,名为史密森协定,该协定要求其他国家的货币相对美元升值10%。在当时,美国前四大贸易逆差来源经济体中,第一名是加拿大、第二名是日本、第三名是中国香港地区、第四名是德国。除中国香港地区外,其他三个经济体均属于早期的工业十国。即一旦与美国的贸易逆差进入前四名,就要警惕与美国发动贸易战的风险。


第二个时间点为1983年。因为此后的1985年《广场协议》,美国要求日元、德国马克等货币都对于美元升值,而当时在前四位美国贸易逆差来源地之首便是日本,第二位是加拿大,第三位是墨西哥,第四位是中国台湾地区。


第三个时间点为2003年。因为此后的2005年人民币在美国要求下升值。


纵观历史,凡是美国贸易逆差创出新高、美国经济增长乏力同时出现,便是爆发贸易战的时间点。但每一次贸易都在极其短暂影响了美国贸易逆差,但从来未能改变美国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的趋势。由此清楚表明,美国的贸易逆差是结构性的。


(二)中美贸易战的演进


第一个重要内容是关税。特朗普总统认为中国存在着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即中美两国进口关税不对等。的确,贸易战开始前,我国从美国进口的关税税率的确是高于美国从我国进口的关税水平的,但我国的做法是符合WTO规定的。然而,中美两国互加关税的一行为持续到9月份,目前中国对美国关税的平均税率大致为21.2%,美国对中国关税的平均税率大致为21.8%,水平已大致相近。按照特朗普关税对等的所谓公平贸易标准,其实已经可以休战了。


目前站在美国的角度看,在美国前十大贸易伙伴中,美国从其他经济体进口的平均税率都非常低,尤其是北美自贸区的两个经济体,只有中国遥遥领先,平均税率水平高达21.2%


这么高的关税对中国会产生多大影响呢?


观察美国对中国征收关税的几批出口商品的出口额同比变化,会发现这些商品基本上就是同比较上年下跌45%以后,就不会再下降了。我们还可以看到,即使爆发了中美贸易战,虽然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量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重在下降,但中国剔除掉和美国的贸易、美国剔除掉和中国的贸易之后,两个国家各自在全球贸易当中的占比却仍然在继续上升,中国上升的速度甚至要更快,即中美两国的贸易战实际上丝毫无损两国在全球的地位。早在2013年前后,国内就有券商分析师写文章认为,中国的出口已占到全球出口的12%左右,他们认为,借鉴当年日本、德国在鼎盛时期占全球出口的比例,这个比值是一个瓶颈,中国突破不了。我从一开始就不同意这种说法。首先,中国的年轻劳动力占全球的比例远比当年日本、德国的年轻劳动力占全球的比例大得多。其次,中国的国土面积也远要比日本和德国的国土面积在全球的比例要高得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全球再出口的占比应该还远没有达到它应该达到的更高比例,所以,我们不应该自缚手脚。而现在的事实是,剔除美国之后我国出口在全球的占比的确在继续上升。


从美国前五大进口来源地可以看到,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开始大幅下降,墨西哥的占比有所上升。所以,从美国的逆差看,美国并没有因为向中国发动贸易战而使得逆差的绝对值有所下降,在来自于中国的下降的同时,来自于墨西哥和日本的却上升了,这其实反映了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本质上是一个结构性问题,而不是因为某一个国家采用了不公平的贸易手段,导致它的贸易逆差扩大。


有不少学者将本次中美贸易战与1929-1933大萧条时的贸易战进行类比,认为两者非常相似。我在研究之后发现,两者的确在很多地方看起来有相似之处,但却又有着关键的不同:1929年是各国彼此之间的关税都达到了40%-50%的水平,如坐围城,而本次只有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税很高。在我看来,全球因美国发动贸易战而将一个平的世界分割成为了三个世界第一世界是美国和除中国之外的全球其他区域,彼此贸易的关税大概仅有1.09%第二世界是中国和除美国之外的全球,彼此间的关税只有大概3.31%第三世界”就是中美两国之间,到目前关税高达21.8%


站在中国的角度,影响的也仅是中美之间的贸易,目前其占中国贸易总值的比重大致在12%。从我划分的三个世界的进出口同比来看,中美两国的第三世界下跌幅度最大。从三个世界的出口同比来看,也是中美两国的第三世界下跌最大,进口同比状况也类似。如果从全球来看,中美贸易战的影响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大,规模也远非1929-1933年的贸易战之可比。


中美贸易战对两国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首先是价格方面,从美国进口商品价格来看,自贸易战开始的20187月之后,只有从墨西哥进口的商品价格同比还是正的,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价格的同比都是负增长的。看起来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商品价格没有上升,但进口来源地的转移,也增加了美国企业的搜寻成本和降低了美国消费者所获得商品的性价比,而他们希望降低的顺差和所谓的获得工作并没有如期回来。不仅如此,由于我国不得已的反制,美国出口中国的商品数据显著减少。一个经典的例子是大豆,在美国25个产大豆的州,今年只有3个州的大豆产量较去年略有增加,而另外22个州则出现了大幅下降。


中美贸易战在给我国带来了一定负面影响的同时,其压力也给中国带来了进步的动力。


首先,传统产业集中度的更快提高。原本我们传统的第二产业已经过剩了,通过贸易战的挤压,传统产业的集中度提升速度更快。竞争力较低的企业因此被淘汰,因为过剩会逐渐消除,龙头白马的盈利会变得更加稳定,市场占有率也会变得更加稳固。对于投资而言,这是第一个投资机会。传统产业的集中度提高会形成白马股,所有的白马股都有一个特征,即“白马不过三”:从全国市场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哪个行业,不管技术水平的高低,只要你想不出三个名字,前两位的都是白马股。比如说空调、白酒、牛奶、文具、水泥、酱油等行业。所有被整合好的行业,一般都是第一位的市场占有率50%,第二位的市场占有率30%,第三位的市场占有率10%,剩下的10%留给做地方小品牌的企业。


其次,高新技术产业的进口替代加速。2019515日,特朗普在国家紧急状态法下,宣布了一个行政命令,对美国主体给华为的一些产品和技术的授权进行管控。这些措施对我国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产生了明显影响。如果按照主营业务收入占比看,目前该行业是我国制造业的第一大行业,约占10%,比汽车的占比还要高,汽车只有8%。面对美国在科技方面的遏制,政府马上提前一年下发5G商务牌照,根据过去3G2G的经验,下发之后一般会产生一波在这个领域的投资提升,即设备的采购。目前,中国在5G领域和通讯领域跟美国相比情况如何?从全球的专利申请的数量来看,越是靠近应用端,我们并跑的态势越明显,但越是靠近基础产业端,我们的差距就越大。所以,中央说,我们要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夯实产业基础能力,以自主可控、安全高效为目标,以企业和企业家为主体,最终希望能够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这意味着,未来在互联网、计算机、通信等高新技术领域将会出现一大波进口替代的本土企业成长浪潮。这是第二大投资机会。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的进口替代的模式是成立国有研究所,或者成立国有企业,这样效率并不是很高。我们现在则是以企业和企业家为主体,利用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企业的市场化激励机制,聘请全球最优秀的科学家来攻克难关,用全世界最聪明的人来帮助我们实现技术突破,这样效率就会非常高。


最后,产业会加速升级。目前不少人看到了国内产业向海外的转移,但主要还是集中在低端制造业,中高端制造产业是能够忍受中国人力成本的上升的。诚然,第二产业现在比较难做,因为它是可贸易程度最高、从而受贸易战冲击最直接的领域。与之对应,第三产业的可贸易程度比较低,还有很大发展空间。事实上从整个宏观经济角度,我们可以分三个产业来看。第一产业是农业,经济学共识是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比较低,所以它的经济增速一直都比较低,但是从1992年以来到现在一直都很稳定,没有大的变化,处于4%左右。因此,整个中国经济的起落跟农业没有太大关系,主要被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所影响。在2012年之前,第二产业增速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比中国整体经济增速要高,那是中国工业快速发展的时候。但是从2013年之后,第二产业的增速开始低于GDP增速,目前只有第三产业发展较好。但是,按照经济学的经验共识,第三产业的生产率较低,第二产业生产率最高,但现在却出现了服务业增速大于工业增速的情况,这合理吗?其实,根据经济学边际投资效益递减的基本原理,这就表明第二产业的投资已经严重过剩了,而对第三产业的投资却严重不足,所以第三产业现在增速更快。因此,现在第二产业面临的主要是去产能的问题,因此,也没有理由让每个制造业的企业都能拿到钱,只能让优秀的企业拿到钱。所谓第三产业,简单说就是科教文卫,这在我国目前主要仍属于“事业单位”的范畴,即依靠财政拨款、且不以盈利为目的。这表明我国服务业的市场化严重不足。我们经常讲,要寻找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其实新动能本来就在这里,即加快服务业的改革。这是第三大投资机会。


(三)贸易战的金融后果


第一个后果,是经常账户顺差(至少从相对名义GDP比值意义上)的收窄。我相信,最终中美之间一定能够签订一个贸易协定,虽然很难预测这个协定具体什么时候达成,这个贸易协定的签署也并不意味着中美之间的摩擦就此全部解决。但我仍然相信:中美之间会形成一个贸易协定,而协定签订之后,中国来自美国的贸易顺差将会减小;给定来自其他经济体的顺差,则意味着我国整体的顺差可能显著下降。因为来自美国的顺差占我国顺差至少在50%左右,比例较高时差不多能够达到70%。同时,贸易战之后,加工贸易的下跌速度大于一般贸易。所谓加工贸易,便是指企业“两头在外”,进口零配件在中国组装,再出口商品,所以劳动力的加工费这一部分一定是顺差,加工贸易的确是中国的贸易顺差的主要乃至全部来源,比例高的时点超过100%,即使在比例较低的时点,也有80%的外贸顺差来自于加工贸易。


第二个后果,是金融和资本账户的影响和波动加大。经常项目顺差收缩会引发怎样的后果呢?从会计记账的角度来讲,如果要保证外汇储备整体规模不变,一边是负的,则另一边必须要是正的。这就意味着,我们得加快金融和资本账户开放,吸引更多外资流入。于是,我们以“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股票和债券加入国际指数等方面鼓励外资流入,也完全取消QFII/RQFII的额度和地域限制,海外机构投资者直接进来购买中国的股票和债券已经没有任何政策障碍。只是目前中国居民依然必须通过有额控制的QDII通道才能投资国外金融资产,深港通、沪港通北向的资金额度也比南向的规模要大。所有这些措施,都是期待金融和资本账户下的资金流入为正数,以便与日益收窄的经常账户顺差形成互补。如此政策设计的结果是,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资本和金融账户变成了顺差。


第三个后果,是汇率要更有弹性,甚至要迈向自由浮动。需注意,经常账户一旦出现逆差或者顺差,便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如果要改变经常账户的顺差,要改变相对的国际竞争力,从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考虑,都是相对缓慢的过程,至少要经历数年时间;但是金融和资本账户是不同的,今天投资者预期股票会涨,就会投入资金,明天预期股票会下跌,就会撤回资金,所以资本和金融账户下的方向变动得更快。因此,伴随着资本项下越来越大的资金流入,双边汇率就不能继续保持不变。《陆家嘴》杂志2019218日曾经有一篇对我的专访,题为《经常账户17年未有之变的“蝴蝶振翅”》,我在其中明确提到:在中国的经常账户变成逆差之后,资本账户会被动地变成顺差,而这也要求人民币汇率必须变得更灵活,变得更有弹性。结果,在85日,我们就看到了人民币突破了盘桓许久的7这个关键点位,虽然整个市场都很惊诧,但我一点也不感到意外。


当然,可能有同学会问,为什么当经常账户变成逆差后,资本账户就必须要变为顺差,难道资本账户在这时就不能也是逆差吗?的确,可以是逆差,但外汇储备量就会显著下降,这就意味着出现了所谓的“资本外逃”,处理不好甚至会出现金融领域的崩塌和货币危机等现象。


为了设计出一个令汇率波动更加平稳的政策,除了所谓的宏观审慎,除了不对称地调控南北资金流动上限,其实还可以考虑协调均衡推进股市与债市的对外开放。因为股债天然具有跷跷板效应,其多空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天然可以互相抵消。就证券投资而言,其与人民币汇率的变动的一致性已经越来越高。进一步看,就股票而言,当投资者认为人民币要贬值的时候,他就会抛售人民币的股票,当投资者认为人民币要升值的时候,他就会买入人民币的股票。但是,就债券而言,目前的数据显示,债券跟人民币升贬的关系似乎不是很大。因此,可以考虑,在金融和资本账户开放的时候,协调推进股市和债市的开放,这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新思路。


第四个后果,是汇率市场化需求倒逼利率市场化加快。人民币的汇率的弹性的确需要进一步提高。但是,可能谁都不希望完全失去对汇率的调控能力。在开放条件下,国际资本自由流动时,应该如何调整汇率?应采用利差来调节。这意味着我们在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时候,一定要同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利率市场化改革也在快速推行。


第五个后果,是金融和资本账户会更多影响汇率多重均衡的焦点解,并可能出现相对经常项目来说的高估。我们过去经常有这样的疑问,人民币汇率什么时候达到均衡水平?其实,在我看来,这种提问方式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价格跟价值一致是偶然的。这里的“价值”就类似于西方经济学的均衡价格,如果价格恰恰处在均衡水平,那仅仅是很少见的偶然情况,大部分时候其实都不是恰恰在均衡水平上。更为重要的是,汇率均衡可能还是多重的,在某个时刻它并不是只有唯一的一个点。比如,就日元而言,过去日元升值时,汇率最高达到了70多,并在该点附近保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稳定;然而,现在日元汇率在100-120之间,仍然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稳定,而当前日本经济比70左右那时更强。这就是典型的汇率多重均衡:即在哪个点上达到稳定状态是偶然的,这取决于市场的焦点被引导到哪个点上。由于金融和资本账户对汇率的影响越来越强,汇率就不一定能够像过去那样,是调整经常账户的有效稳定器,这可能会成为我们在不久的将来会面临的最大的困扰之一。


第六个后果,是货币发行机制需要谋变。由于经常账户顺差的消失,最近几年外汇占款同比增速为0,过去我们依赖外汇占款发钞,在外汇流入后,我们通过购买外汇来发行人民币,如果没有外汇流入的持续正增长,该如何对外发行人民币呢?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探索新的货币发行机制,那就需要寻找人民币资产作为抵押。因此,我们现在开始更多接受人民币资产作为抵押,由之前的国债、政策金融债等无风险抵押品,日益发展到同业存单(NCD)、企业债,还包括接受贷款作为抵押品。虽然站在在特定时点,看起来这些措施似乎都是为了支持小微、三农、民营企业等而设计的政策,但其实如果置于中国金融转变的大背景下来认识,则是因为传统的抵押品出现了不足,所以需要寻找新的抵押品来发钞。


总结一下,贸易战有着深刻的金融根源,最直观的表现就是经常账户逆差。跻身成为美国贸易逆差前四名的经济体更易受到美国贸易战的攻击。


贸易战的演进具体包括四点:第一,美国挑起的关税战,事实上形成了贸易的“三个世界”,虽然给中国带来了压力,但并非不可逾越的难关,中美两国目前各自占全球贸易的比重仍在继续上升,这意味着贸易战在根本上对两国和全球贸易还没有造成根本性的损害;第二,贸易战加速了中国产业集中度的提高;第三,由于美国技术管制的威胁,贸易战在高新技术领域激发我国自发的进口替代活力,由此将刺激风险投资等的快速发展;第四,在贸易战背景下,可贸易程度较低的服务业事实上更多免于受到冲击,未来仍可能保持较快的发展。


贸易战的后果具体包括六点:第一,我国经常项目顺差(至少相对于名义GDP意义上)会下降;第二,金融和资本账户的影响和波动加大;第三,要求我国持续增强汇率弹性;第四,汇率市场化倒逼我国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第五,金融资本账户反过来会影响多重汇率的焦点解和经常项目;第六,货币发行方式的转变。

 

以下是会后采访


问:您在讲座当中提到,中美两国各自全球出口的比重仍在继续上升,那么这种上升使得其他的国家在全球金融中的角色发生怎样的转变?


鲁博士:虽然中美之间贸易战正酣,但数据显示,剔除对方之后,中国和美国各自在全球贸易中的占比都在继续上升,特别是中国在全球的占比更是达到了历史新高。这清楚地表明,美国挑起的贸易战并未从根本上逆转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但是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与国内企业会开始形成一种“灾备思维”,未来在一些美方高关税的领域可能会出现“美国生产供美国,中国生产供全球”的格局。由此,一方面我们需要妥善处理中美贸易战,另外也不必因此而对全球化过于悲观。


在贸易战的过程中,我们已经看到中国的加工贸易,特别是单纯依靠低成本劳动力的加工贸易的优势日渐减弱。这一部分贸易已经开始向东南亚转移,并且东南亚国家在这部分的承接速度也较快,出口也进展较快。其实,这种转移自2013年前后就开始了,而不是2018年第二季度贸易战之后才发生,只不过贸易战加速了这种进程。这其实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而出现的一个自然的产业升级过程,这会倒逼着国内相关产业向产业链高端进行爬升,其中高端主要是指附加值的提升。比如纺织服装,如果注意观察,在国内销售的越是廉价的全球品牌,国外生产的就越多;而越是昂贵的全球品牌,目前仍是在国内生产的。这意味着,贸易战的挤压加速了我国制造业过剩产能的出清进程,加速了我国的供给侧经济改革,传统产业的集中度会因此而会进一步提高,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也会更加活跃,由此也加快了东道国的经济发展,这是一个双赢的格局。所以,我国要加快与东南亚和其他一带一路经济体缔结双边投资保护协定。


问:我国产业集中度在逐年提高并趋于成熟,那么集中度的高与低将如何影响我国的进出口商品的结构,在未来我国的进出口结构,较之前会有哪些大的转变?


鲁博士:从出口来说,集中度的提高最重要的就是会增强企业对产品的定价能力和市场控制力。当产业集中度提高到一定程度之后,市场格局已经基本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产业集中度的提高有助于产业更稳定的发展。这些更为强大的企业,在遇到国外企业竞争威胁时,也有更强的能力通过研发等提升自己的竞争力,由此也将有助于促进科技创新。但前提是,这种集中度的提高主要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而不单纯是行政“拉郎配”的结果。


问:您可否简要介绍一下,中美两国的贸易往来和中美两国的投资往来之间的关系?


鲁博士:严格来讲,一部分是相互替代关系,一部分是相互促进关系。比如说,在早期,投资和出口之间是促进关系,即美国企业借助中国低成本资源到国内投资,然后产品出口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这就是早期加工贸易“两头在外”的格局。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市场得到发展,越来越多的投资就开始呈现出对贸易的替代性,即以服务中国国内需求为导向。如果没有这类投资,原本中国如果有需求是需要从美国进口的,所以它跟贸易之间是替代关系。随着贸易战的发展,后一种关系的比例会进一步上升。最近几年,我国在服务业领域的外商投资越来越多,而服务业是可贸易程度很低的行业,这个领域的投资主要就是面向中国国内市场需求的。

 

问:网络上有一种声音说,中国手里持有的美国国债可以被当做贸易战的一种筹码,那么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鲁博士:网络和自媒体上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似乎不少,但并不理性,我们也不主张漫无边际的瞎想。试想,如果大规模抛售国债,美国国债的价格就会暴跌,我们作为投资人也将无利可图;即使没有亏本,抛售之后,资金也没有更好的投资去处;更为重要的是,如果采用此种金融战攻势,一旦进入紧急状态,形势就完全失控了,后果不可预期。所以,我们认为,采取“不愿打,不怕打,必要时不得不打”的立场是正确的。在此立场下,各种情景都有必要做好充分推演和预案。

 

问:短期上来讲,贸易战的负面影响对两国股市的冲击是很显著的,这部分损失很有可能大于所收取的关税,那么从长期的利益上来考量,贸易战是否可以给美国带来长期的收益?

 

鲁博士:长期利益是最难说清楚的。对于美国来说,其以竞选为特征的政治来说,绝大多数政客都很难有长期视野;对于普通选民来说,美国大量学者们的分析(比如经济学家布坎南《赤字中的民主》)以及特朗普就任之后美国从巴黎协定中退出,都典型折射出选民也很难有长期视野。对于我国来说,对于长期动态收益,在事先是否有能力进行充分预计,也是一个问题,比如,当年入世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入世之后中国企业要面临灭顶之灾;但十年之后发现,我们是全球化的最大得益者。所以,现在最难预测长期最终收益。而往往在这样的历史转角处,更为需要的往往是经济学的信念和常识,是政治家的理念、远见与抱负。对于我国,我特别想说的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国历来的强盛时代都不是出现在四海升平的时候,而是几乎总是出现在危机四伏的时候。凡是外面有压力,都会激发我们居安思危,让我们更加发愤图强、更加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