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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群:宏观宽松不疑加码 结构性宽松不惜力度

发表于 2020-02-25    来源于:廖群

廖群为中信银行(国际)首席经济师、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已连续20天出现好转(除212日那天因统计方法改变疫情数字跳跃式上升外),如果没有大的反复,可以说疫情的高峰已过。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疫情结束,湖北的疫情形势仍然严峻。但湖北以外的疫情已在平息之中。为此国务院已发文要求各地因地制宜恢复生产,国资委更声明年初制定的生产经营目标与改革任务不会改变,表明尽管疫情中央政府仍计划实现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


很多人会问,这么做有必要吗?笔者认为是有必要的。必要性不仅在于要实现原定今年比2010年人均收入翻番目标的表面性数字问题,更在于不能因疫情丧失我国经济发展机遇进而长期经济增长前景的实质性战略问题,也事关疫情之中及之后社会能否保持和谐稳定的实质性治理问题。


至于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到底是多高,本来就没有最终确定。如没有疫情,应在6.0%或左右;现在有了疫情,应该有所下调。但鉴于疫情已在好转,3月份基本平息的可能性很大,则影响局限于1季度,全年还有3个季度可追,也不会下调太多。目前预估下调至5.5-6.0%,即今年经济增长还是要保5.5%


此目标是否现实呢?应该说难度不小。首先是疫情对1季度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仍不确定,但不可低估。鉴于抗疫措施严厉程度的史无前例性,此次疫情对1季度经济增长的影响,肯定大于非典对2003年2季度的影响。考虑到20032季度经济增长速度从1季度的11.1%下跌至9.1%,按百分比算跌幅18%,那麽今年1季度的经济增长速度比去年4季度的6.0%应该下跌25%或以上,即至4.5%或以下。至于4.5%以下多少,由于疫情在3月到底如何平息还不明确,要做出准确的预测是困难的。但如果3月份疫情好转较快,而政府与企业又及时抓住时机推动復工与生活秩序恢復,当月经济就可能开始復苏,从而1季度增长速度可望保持在4%或以上。就是说,1季度增长速度可望为4.0%4.5%


但这一速度比5.56.0%的全年增长目标低30%左右,意味着要实现目标后三个季度的增长速度不能低于6.1%。


这能够做到吗?笔者以为,困难很大,但并非不可能,取决于政府的政策宽松是否到位。


为政策到位,宏观宽松的加码不应犹豫, 结构性宽松的力度不应吝惜。


宏观层面的政策宽松应该毫不犹豫地加码。对此可能会有争议。但笔者认为,不应有疑。关键在于认识到,与其他国家比较,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宽鬆空间仍然较大。按照所谓的国际门槛,我国大部分政策指标都仍未达到,而在几乎所有世界主要经济体很多指标已超过。财政政策方面,财政赤字与GDP的比率,门槛是3%,我国多年来都未超过,而美国已在5%以上,欧洲很多国家更早已超越;政府债务与GDP的比率,门槛是60%,我国的这一指标,即使包括地方融资平台的隐性债务,也只在55%左右,而美国已过110%,欧洲大部分国家在100%左右,日本更高达260%。货币政策方面,我国的存款准备金率,大型银行仍高达12.5%,中小型银行10.5%,大大高于其他国家;其实,很多国家现在已没有这个控制指标了。以每次降50基点算,再降8次也没问题。至于利率,去年美国降息3次共75个基点,我国的存贷款利率一次未降,市场利率的下降幅度则远还小于75个基点,意味着我国的降息空间扩大。当然,倍受争议的是我国企业的杆杆率,即企业债务与GDP的比率超过250%,大幅高于其他国家。关于这一点,笔者已多次论证,这一比率高起码部分地是由我国的製造业和固定资产投资佔GDP的比重高这一特殊性所决定的,并不一定意味着企业的债务风险高。这一比率并不是衡量企业债务水平的最好指标;与此相比,全国规模以上企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是一个直接与科学地反映整体工业企业债务水平的更好指标,而当前我国的这一指标在56%左右,与世界工业企业的平均水平相若。所以,虽然国有企业与部分行业的杠杆率堪忧,但整体而言企业债务问题也不应成为特殊情况下货币政策宽鬆的障碍。何况,上述的门槛都是多年前规定的,很多早已经过时。既然如此,在特大疫情的特殊形势下,对宏观宽松的加码就不应有疑。


中观与微观层面的结构性宽松则应不惜力度。所谓结构性宽松,就是针对受疫情重创的那些行业、企业及人群定向地或有选择性地推出宽鬆政策及措施以帮助她们走出疫情所造成的困境。鉴于此次疫情对这些组别的重创之巨大,这样的结构性宽鬆在力度上必须足够强劲。


这样做,首先是疗伤救困的人道主义考虑,也是特殊时期的社会稳定措施,同时又是促进经济反弹以保全年经济增长的强劲着力点。常识告诉我们,受创越深也复苏越快。宽鬆措施对于这些受重创组别的边际效应该最大,则定向地对她们实施政策宽松将获得最好的复苏效果,从而带动整个经济增长增长回升得更快,保增长效果更大。


这些受重创组别,从行业来看,首先是服务业,其中又以批发零售、交通运输、旅游、餐饮、酒店、娱乐等行业靠前;从企业来看,首先是小微民营企业,尤其是那些高度依赖当期现金流运行的微型企业;从人群来看,首先是疫情的直接受害者,即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感染者与死亡者家属,再就是那些破产企业的失业人员和时薪就业人员。必须认识到,这些组别的分布很广且散落,受重创后急需资金支援,所以宽松措施的规模与强度非达超级水平而不足以奏效。这正是结构性宽鬆要不惜力度的原因所在。


至于结构性宽鬆的手段,是多样化的。财政政策方面,首先是定向救助,对上述受重创组别直接发放救助金,其次是定向减免税费,包括企业和个人的多项税费,再次是定向进行復工奖励,对在复工中取得成效的企业及员工发放奖金。货币政策方面,这些年来经常使用的定向降准与减息应该大范围与强力度地针对受重创组别展开,减息甚至可以减至免息的地步,同时採取还息不还本,减免收费、放宽贷款标准等措施。这些措施的推行应该不惜成本,为此今年财政赤字与GDP的比率应不惜突破3%的门槛,同时大规模增加政府债券发行,不惜提高政府债务与GDP的比率。我国财政状况相对良好,政府相对有钱,此时不用,更待何时。货币政策方面在此特殊时期也不要拘泥于一些过时的门槛条件,定向地向受重创组别注入更多的流动性。


实际上,2月1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已部署阶段性地减免企业社保费和实施企业缓交住房公积金的政策,在结构性宽松方面已迈出了一步。但这显然只是个开始,须按照不惜力度的精神继续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