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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如何系统地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发表于 2020-09-17    来源于:张明

来源:清华大学CIDEG


912日下午,清华-财新公共治理论坛之三在京举行。本次论坛以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为背景,探讨了在这一格局下如何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良性互动及实现产业可持续发展问题。论坛由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CIDEG)、清华大学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研究院联合财新传媒共同举办。


中国社科院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张明在论坛上半场做了题为《如何系统地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主题发言。


“清华CIDEG”特将发言原文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近期将陆续推送论坛嘉宾主题发言,请继续关注。


现场演讲视频


演讲实录

如何系统地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图|中国社科院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张明做主题发言


“双循环”承接“国际大循环”发展理念


从历史渊源来看,“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承接的是1980年代末期以来的国际大循环发展理念。该理念的提出者是发改委的王建研究员。国际大循环发展理念的核心,包括充分利用劳动力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行业;大力引进外资;发展两头在外的行业。该理念的核心就是通过国际大循环带动国内大循环,实现以外促内的目标。但是在2008年之后,发生了两个大变化,一个是国际的,一个是国内的,这两个变化使得我们不得不从国际大循环转为双循环


国际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增速不升反降,这一现象被美国经济学家Summers称之为长期性停滞长期性停滞的原因,在我个人看来,一方面是技术进步速度的放缓,另一方面则是全球范围内收入和财产分配差距不断恶化。全球经济长期低增长,导致民粹主义、孤立主义、单边主义与保守主义盛行,全球经贸摩擦加大。换言之,外需萎缩和摩擦加大,使得中国很难继续依赖外需带动经济增长。


国内来看,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40年之后,自身体量不断扩大,要靠外需带动庞大的国内经济变得逐渐力不从心。中国外贸依存度(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在20062007年占比最高,一度达到65%,而现在降至30%上下。每年进出口部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过去平均能达到两个百分点,最高的时候四个百分点,而在当前很长一段时间,贡献不到正负一个百分点。

 

综上所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既是应对外部环境复杂性加剧的不得已选择,又是国内经济发展壮大而必须要做的选择。


建立以内循环为主的发展格局


第一个大问题是要建立以内循环为主的发展格局。在这一方面,至少有三件事很重要:一是消费扩大与消费升级;二是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三是要素自由流动与区域一体化。我在这三方面分别讲一些要点。


第一件事,要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发展格局,消费扩大和消费升级都非常重要。这需要我们同时从需求层面和供给层面来进行变革。从供给层面来说,促进消费升级就要提供更高质量的消费品,包括制造品和服务品,因此要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此外,更重要的是要增加目前有着很强消费需求但得不到满足的公共服务的供给,比如教育、医疗、养老等。这些产品要增加供给,就必须打破国有企业对上述行业的垄断。


需求层面,要促进消费扩大与升级,必须要有持续的收入提升。一看到中央提“双循环”,我个人就觉得有一些政策举措可以直接从中推导出来。以下五种政策未来必然会得以贯彻实施:


一是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领域,一定要让国民收入分配更多地向居民部分倾斜。目前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跟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有很明显的下降,尽管我们通过再分配在调整,但是调整后的占比依然显著偏低。因此,应通过改革,在初次分配领域让收入更多地从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流向居民部门。


二是中国居民部门目前收入分配差距很大。过去十多年,中国社会零售品消费增速呈现出波动中下行的趋势,而与此相伴随的是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的下降。后者的下降固然与经济增速下行有关,但也与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有关。要持续扩大居民消费,必然要扩大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因为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更高。但不能让所有群体在同时都显著扩大收入,因为这样会导致通货膨胀。这就意味着必须加大再分配政策的力度,例如征收各种类型的财产税。


三是“房住不炒”必然成为一项长期政策。我们的研究发现,2015年是一个分水岭。在2015年以前,居民购房总体上是挤入消费的;而在2015年之后,居民购房总体上是挤出消费的。要避免房地产畸形繁荣对消费增长的挤压,房地产调控必然会长期持续。最好的做法是市场化举措,例如在房价上涨较快的城市显著增加土地与房产供给。但如果其他约束条件导致市场化举措难以推进的话,当前的行政管控措施也不能贸然放松。


四是考虑到中国大部分低收入人群分布在农村,因此必须要加快取消户籍制度、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农地流转,最终显著扩大农民群体的消费。陈斌开与陆铭的一篇论文指出,在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一旦给农民工所工作城市的户口,农民工的人均消费就会上升40%左右。


五是要持续扩大消费,就必须让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民营企业对中国经济的贡献有“五六七八九”的说法,也即民营企业贡献了中国税收的50%、经济增长的60%、技术创新的70%,就业的80%和新增就业的90%。如果民营企业不能发展壮大,大多数老百姓收入增长就是空话,消费持续扩大也就无从谈起。


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


第二件事,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至关重要。


以内循环为主体,并不代表外循环不重要,现在我们希望的是“以内促外”。因此,保障中国在国际产业链的核心地位至关重要。但是这里面有些因素是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比如疫情后,很多国家发现自身在产业链上过度依赖中国,这会使得它们在特定情况下变得比较脆弱,因此要寻找可以替代中国的其他核心节点;又比如说疫情后,很多国家认为全球一条产业链太长,容易遭受冲击,它就会选择缩短产业链,实现产业链的本地化和区域化。


考虑到未来五至十年内全球产业链可能变得更加本地化与区域化,中国政府应该更加重视跟周边国家的合作。我个人认为,在未来十年,经略好东盟和“一带一路”对中国而言至关重要。为什么东盟对中国很重要呢?举个例子,在中美经贸摩擦加剧后,中国有很多出口事实上是借道东盟来进行的。东盟国家加起来人口超过10亿,经济总量也很大,总体而言在发展程度上要比中国低一个层次。因此,东盟是中国天然的贸易伙伴与产业链合作对象。但是到东盟去仔细调查就会发现,日本人已经在东盟深耕了数十年。未来在经略东盟方面,中国将会面临着和日本的竞争。

要激发国内技术自主创新,就必须强化相关激励机制,包括知识产权保护,改变国进民退的现象、促进教育理念的转变等等。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展开论述了。


创建国内大循环的第三件事,是要素自由流动为抓手,推进要素流动与要素聚集,以新一轮区域一体化为龙头,带动都市圈、城市群的发展。这有望成为未来十年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增长级。


今年4月份,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一份非常重要的改革文件,核心是鼓励要素的市场化定价和自由流动。如果大力推进要素流动的话,必然会出现新一轮要素聚集与新一轮区域一体化。


2018年下半年,我与平安证券研究所宏观团队进行了相关研究,认为有五个增长级在未来十年对中国至关重要:首先是粤港澳大湾区,这里的最大特点是市场经济氛围浓厚,金融和创新两方面都很强,有望成为中国版硅谷;其次是长三角,长三角的特点是区域一体化程度最高,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发展相对均衡;再次是京津冀,迄今为止京津冀的最大问题在于没有冀”——也即河北的发展显著落后于北京与天津。但京津冀的特色在于总部经济,科技创新能力很强,而且是资源分配的中心;第四是中三角(武汉、郑州、合肥),这里是高铁时代最大的获益者,它处在四个其它区域的中间,必然成为物流的核心地带和生产链的重要中间环节。第五是西三角(成都、重庆、西安),相对而言这里教育科研比较发达,且人力资本的成本较低,能够很好地承接从东部转移来的产业。


这里我想指出的是,加快区域一体化看起来很美好,但也是有成本的。这必然会导致区域间发展差距的再次拉大。现在我们面临一个两难选择,你是要阻止要素进一步聚集、阻止超大城市的形成,来人为地拉平各地发展水平呢?还是要放开要素流动的束缚、让要素自由聚集、让超大城市继续变大,造成一种差序发展格局,再通过转移支付、让先进者帮助后进者呢?当前中国政府就面临着这样的两难选择,这个选择的走向迄今为止还不是非常明朗。今年4月份的文件是向后者迈了一步,我们拭目以待。


如何促进内外循环联动


第二个大问题是如何促进内外循环相互联动。我将从贸易、金融、开放等三个角度来展开分析。


一是在贸易层面,构筑两个雁阵模式至关重要。新雁阵模式的形式跟全球产业链在新冠肺炎疫情后的重塑有很大关系。国际这条产业链是以东亚产业链为核心,头雁是中日韩,第二雁阵是东盟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相对而言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第三雁阵则是东盟和“一带一路”沿线相对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它们之间可以形成国际版雁阵模式。国内版雁阵模式就是以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为龙头,中三角、西三角为第二雁阵,全国其它区域为第三雁阵。国内版雁阵模式的构建有助于更好地实现以南促北,以东促西。如果我们沿着瑷珲腾冲线一划,国内雁阵全在东边,西边没有一个。沿着中国地理中轴线一划,西边只有西三角。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区域不平衡,这既是问题,也是潜力。


二是在金融层面,要推动新一轮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在2010年至2015年上半年期间发展迅速,在2015年下半年至2018年期间发展陷入停滞。在2018年之前,中国政府在用旧的三位一体策略促进人民币一体化,也即鼓励跨境贸易和直接投资的本币结算、发展香港以代表的离岸人民币金融中心,中国央行和其它央行签署了很多双边本币互换。在上述模式下,表面上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得很快,但背后有很多跨境套利和套汇的因素。因此,随着人民币由升值预期转为贬值预期,以及境内外利差大幅收窄,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速度必然会放缓。但从2018年起,中国政府的有关策略发生了转变,我将其概括为新的三位一体,也即大力发展以上海人民币计价石油期货交易为代表的人民币计价功能、向外国机构投资者加快开放本国金融市场,以及在一带一路沿线和周边国家培养人民币的真实需求。在新策略推动下,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速度可能会慢一些,但可持续性会显著提升。更有意思的是,贸易层面和金融层面可以匹配起来,也即让国际版雁阵模式和人民币国际化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三是开放层面。中国这几年的对外开放速度明显加快。例如,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有16个省级自贸区和1个省级自贸港。看起来很美,因为一半以上国土都是自贸区了。但事实上,目前除了上海自贸区之外,其它自贸区在核心竞争力与发展特色方面都乏善可陈,没有看到结合自己资源禀赋的、富有特色的开放案例。就连上海自贸区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受到跨境金融套利的驱动。又如,海南自贸港的蓝图看起来很美,但是目前海南一来缺乏好机制,二来缺乏好企业,三来缺乏市场化运作新思维,要做好谈何容易。因此,在开放领域的重点工作之一,就是要尽快把自贸区、自贸港做实,做到大家各有特色的多元化开放格局,而不是再来一次低水平重复竞争。


此外,最近几年中国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步伐也很大。去年9月份,外管局取消了QFII的额度管理。到今年年底,中国会出现外资独资的商业银行、信托公司、资管公司等各种类型的金融机构。中国金融机构未来会越来越多地面临外资金融机构的挑战。加快开放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快速发展的路径被打断,都是因为系统性金融危机的爆发。因此,在加快金融开放的同时,一定要注意风险防范。例如,在金融市场向外国机构投资者加快开放、金融机构股权比例向外国投资者加快开放的同时,中国政府在资本账户开放方面应该格外审慎。资本账户管理是中国经济防范系统性金融危机爆发的最后一道防火墙。我们千万不要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基于一些主观上特别乐观的理由,主动把防火墙给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