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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宏斌丨未来五年:双轮驱动,砥砺前行

发表于 2020-10-24    来源于:屈宏斌


  • 十四五规划预计会进一步打开国内市场、加强自主创新,可能采取的政策包括加快户籍改革、土地改革、降低企业税负、深化金融改革,等等
  • 但是,单一增长引擎还远远不够,进一步扩大与他国的贸易和投资也是实现持续、健康发展不可或缺的部分
  • 预计将采取具体行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创造公平竞争环境、与欧亚等国加深合作,进一步加强对外开放


面对不断上升的外部不确定性,我国提出了“双循环”发展战略。但仅依靠国内市场和自主创新不足以支撑高质量发展,还必须通过加强国际参与度以缩小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加快提升生产率。


一、打开农村消费


继续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


按常住人口衡量,我国的城市化率已于2019年达到60%,然而按照户籍人口衡量 ,目前的城市化率仅为44.4%,低于45%的“十三五”目标。截至2019 年底,我国共有2.91 亿农民工,这仍是一个相当大的人口群体。与城市家庭相比,他们拥有更不稳定的就业机会、较低的工资,也面临因没有城市户口而带来的一系列障碍,例如较低的社保参与度。(根据可获得的最新数据,自2014 年以来,只有15.7%的农民工获得养老金福利,而总人口中这一比例为60%以上。)


缺乏社保的覆盖,农民工家庭被迫增加预防性储蓄,从而抑制了其消费能力。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有两种方法可以考虑:一则毋论其户口状态,将公共服务覆盖面扩大至所有城市常住居民;二则继续放宽户口限制,特别是大城市。此外,由于社保支出更多由地方政府承担,这加重其成本负担、抑制其改革动力。因此,通过中央财政向地方政府转移资金,有助于减轻地方政府成本负担,真正使得社保覆盖到更多的农民工家庭。


... ...有望每年提高GDP增速0.6个百分点


根据粗略计算,农民工的储蓄率是城市工人的两倍多,二者分别约为70%30%左右。同时,根据海南省的一项调查,农民工将大约三分之一的储蓄汇回农村家庭。我们粗略计算后可知,深化户口改革有望将农民工约16%的收入从预防性储蓄中释放出来。假设“十四五”规划设定城镇化率目标再提高5%,这或意味着每年新增消费约5,840 亿元(基于2019 年农民工平均工资),即GDP增长加速0.6 个百分点。



土地改革解绑农民,加强城乡流动性


原先,农村土地必须先经历“国有化”由政府征用,才能转为建设用地。这就带来了效率低下、农民受益微弱的问题。近年的改革不断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但仍有必要实施进一步改革,让土地价格更多地由市场决定,才能让土地产生的财富更多流入农民手中。此外,根据规定,政府在征用农村集体所有土地用于建设时,必须开发同等面积的耕地。此前的规定将这一补偿机制限制在同省内部,但今年的改革允许这一补偿机制在各省间跨区域实施。这有利于增强土地所有者的流动性,但由于地理上的限制,仍需进一步完善耕地使用权二级市场的流转。


农村家庭的很大一部分财富被锁定在土地使用权上,而坊间证据也显示,土地转让的收益大多流入地方政府、而非农民。根据我们的计算,随着土地改革推进,流向农村地区的收入数额可以提高至土地使用收入的20%,且额外30%的农村土地收益可以直接到达农民手中,考虑到农村家庭0.85 的边际消费倾向(城市家庭仅0.78),这相当于每年提高GDP 增速约0.4 个百分点。


二、提振民间投资


降低企业税负


中国公司负担的税收负担居世界前列,抑制了其投资能力。尽管去年实施了增值税率改革,今年以来也针对小微企业采取了一系列减税降费措施,但企业税负的大头,社保支出,仍有空间继续压减。此外,还应出台更多有针对性的措施来鼓励特定支出,如科研投入。最后,中国的纳税流程也很复杂,在全球189 个经济体中,中国的纳税服务便捷度排名仅在第105 位,简化纳税流程也应当提上日程。


降低服务业准入门槛


2019 年,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55%,中国已经在逐步向服务业主导的经济转型。然而,一些领域仍对民企紧闭大门。近年,政府对服务业准入采取了“非禁即入”的策略,即凡是不属于“负面清单”上的禁入规定的,均可以进入该行业。自2016 年试点328 项以来,清单列项已大幅减少。2019 年,清单项目减少到131 项,其中超过一半是在服务业。我们预计,可能进一步放宽限制的关键领域包括金融服务、交通服务、电信、社会服务和公用事业。


解决中小民企信贷获得问题


民营部门贡献了60%以上的GDP70%的创新、85%的城市就业,但获得的信贷资源占信贷总额的比重不到30%


一方面,相对大型银行,中小银行才是各种民营中小企业贷款的更主要来源,而他们却更容易面临较高不良贷款率等问题,在资本补充方面更加困难。因此,有必要实施改革以允许这些中小银行通过各种渠道(比如通过地方政府债券)融资。同时通过进一步改革措施来简化和更好地监管银行之间的并购,特别是对于中小银行,这将有助于分散金融风险,补充银行资本,改善公司治理,并提高向民营部门发放信贷的效率。另一方面,更加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市场,继续深化IPO改革,也将有利于改善市场主体特别是融资难融资贵的中小民企的融资问题。


大力发展城市群和都市圈


城市群的崛起,是生产率提升的新引擎。多年来,我国的城镇化率不断提高,在带来效益的同时,也存在一定问题,例如房价飙升、生活成本高涨、交通拥堵、空气和水质量恶化,等等。制造业和服务业逐渐面临两难选择:在城市运营难以降低成本,而在郊区运营则要远离供应链。


城市群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定思路。目前,我国三个最大的城市群,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居民总数超过3 亿。城市群带来的网络效应意味着,更多的劳动力和运营公司能够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从而产生经济活动的正反馈循环。同时,地区基础设施项目的发展还会降低运输成本,增加溢出收益,从而提高效率和生产力。未来,还需要制定完善的规章制度,确认城市与农村地方政府之间、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的权责提供法律基础,并精简化这些地区的行政流程,进一步加强城市群的凝聚效应。


三、加强研发和自主创新


未来的发展蓝图中,支持关键战略产业、增加研发支出,以支持国内科技创新水平,将是重要一环。我们预计,半导体开发、电信 (5G)、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高科技产业将获得更大的政策支持。例如,中国已经为其半导体发展基金提供大量资金——2014 年一期规模达1,387 亿元人民币,2019 年二期规模达2,040 亿元人民币。


2019年,我国研发经费支出占GDP 比重仍仅为2.23%,低于“十三五”提出的2.5%的目标,也低于OECD国家2.4%的平均水平。我们预计,未来将会有更多的研发经费用于智库、研究机构和高等教育机构,新基建也将推动高科技领域创新的进一步发展。由于超过75%的研发经费来自企业,制定更有针对性的税收减免政策将在激励研发投入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此外,我国的数字经济发展迅速。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数据,2019 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约占GDP35%。未来,新基建也将重点关注5G 以及人工智能、电动汽车基础设施和大数据等信息和通信技术(ICT)领域。


四、不可忽视的外部引擎


尽管国内市场将成为政策重点,但这绝不意味着外部市场就将被忽略。中国在5G 开发和人工智能开发等许多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和其他发达经济体在技术上仍有很大差距,要想攀登技术阶梯,我们仍需要与其他经济体进一步深化贸易,投资和技术的合作,巩固与他国的联络纽带。例如,我国在专利授权与申请总量的比例仍不足30%,低于其他发达经济体;2019年,我国的劳动生产率仍仅为日本的25.5%、韩国的32.3%;按行业进一步细分,中国在制造业和服务业方面的劳动生产率都比较落后,仅达到美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21.4%和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13.3%


要在全球贸易和供应链中站稳脚跟


在全球生产链,我国仍然拥有最大的国内市场、大量高技能劳动力、完善的基础设施网络以及完备的供应生产网络,这些因素仍然使得中国对自动化和高附加值产业具有吸引力。与此同时,近年来流入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外国直接投资也有所增加,使得中国可以进一步向外国企业学习。


未来,我们还将继续增加与发达经济体(例如欧盟、日本和韩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继续深化对外开放,并实施更多的结构性改革、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以吸引更多外国企业,同时促进良性竞争、从而促进创新。这将有助于推进技术进步,使得中国在全球供应链进一步向上游转移。


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


在当前的全球环境下,中国向亚洲周边经济体和欧盟多元化发展,变得尤为重要。


中国一直是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主要倡导者,未来将加强在卫生保健、智能制造、5G 和其他高科技增长领域的合作。此外,中国也一直在与日本和韩国商讨自由贸易协定。鉴于劳动生产率差距仍然很大,从科技发展的角度看,与日本和韩国的更深层次的融合很重要。


欧洲方面,中国和欧盟自2013 年以来一直在讨论通过《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EAIC)来深化经济一体化。双方表示有意在2020 年底之前达成协议。我们仍有必要深化改革,为外资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放宽市场准入,实施项目和资源的竞争性招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在企业破产时允许市场力量发挥作用。


此外,我国也在继续缩减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并继续向外国投资者开放国内金融市场,例如开通“沪港通”和“债券通”,将QFII RQFII 两项制度将合二为一以简化审批流程、扩大可交易金融产品范围,等等。中国也可能会继续在自贸区(特别是上海自由贸易区)开展扩大外商投资准入的试点,为进一步开放和改革开辟更多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