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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政委丨国际贸易前沿:贸易战与新冠冲击

发表于 2020-10-29    来源于:鲁政委

近年来,以贸易战和新冠疫情爆发为分界点,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正面临挑战。


第一,关于对外加征关税的国内效应问题。关税的福利分配效应主要有消费效应、收入效应和财政收入效应。理论上,关税将抬升进口品价格,进而降低消费者福利;关税有助于保护国内产业,进而增加国内就业。Amiti et al. (2019) Fajgelbaum et al. (2019) Cavallo et al. (2019)Flaaen et al.2020)等人的实证研究表明美国对外加征关税确实提高了国内消费品价格,继而导致了消费者福利损失;但 Li & Whalley2020)、 Goswami (2019)等人实证研究表明,美国对外加征关税并没有带来就业增加。综合来看,美国对外加征关税行为造成了福利的净损失。


第二,关于当前主流的垂直专业化分工及其挑战问题。垂直专业化分工具有规模效应、技术外溢等优势,是当前国际分工的主流模式。然而,随着新冠疫情爆发,全球垂直专业化分工所产生的安全性问题暴露无遗。由此,Brakman et al.2020)认为疫情将加深对全球化的不满情绪,进而导致国际分工体系的变革。Vidya & Prabheesh2020)通过比较疫情爆发前后全球生产网络数据发现,疫情爆发后各国贸易联系明显下降,全球贸易量迅速下滑。Hayakawa & Mukunoki2020)基于机械制品贸易数据进行的实证检验,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且认为供给冲击是全球生产网络下降的主要原因。Gereffi2020)认为,对于特定行业如医疗行业,疫情暴露了其全球化生产引发的安全隐患。


展望未来:在后贸易战及后疫情时代,一方面,全球忍受着贸易壁垒上升带来的福利净损失;另一方面,全球产业链分工将倾向于附近或本地生产,以便带来安全边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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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后贸易战”和“后疫情”时代,全球贸易格局正处深刻变革当中。本文将重点梳理当前学术界关于贸易战及疫情对全球贸易格局影响的讨论。


1、关税政策的分配理论再检验——来自贸易战的经验   


2016年特朗普当选以来,贸易保护政策得到了较高关注,学术界关于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效应讨论不绝于耳。传统贸易理论认为,关税通过影响国内产品和要素价格以及政府财政收入而影响国内经济,具体可分为消费效应、收入效应和财政收入效应。其中,消费效应是指贸易政策对家庭消费商品价格的影响;收入效应是指贸易政策对家庭收入的影响(工资、就业机会等);财政收入效应是指贸易政策对政府财政收入的影响。


从消费效应看,多数研究表明美国消费者是(美国)加征关税的最大受害者。Amiti et al. (2019)基于传统关税理论模型估算了美国加征关税的福利效应。在运用计量模型进行量化分析时,内生性问题通常会导致结果偏差。但Amiti et al. (2019)认为,特朗普的当选具有意外性,关税的影响并未被相关行业“price in”,因此特朗普的关税政策避免了内生性问题。


作者首先梳理了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并基于20171月至201912月的分国别、分产品进口数据,以海外出口价格、进口数量、进口价值作为被解释变量,关税作为解释变量,对比加征关税前后的进口价值、进口数量的变化。回归结果显示,加征关税对海外出口商的定价几乎没有影响,表明短期内出口供给接近于完全弹性,关税成本主要由美国进口商和消费者承担。进一步测算的关税对进口数量的影响显示,关税每上升1个百分点,进口数量将下降6个百分点。综合来看,相对于未受关税影响的行业,被加征关税的行业进口(损失)约下降了1320亿美元。即便将美国政府的关税所得考虑在内,2018年的关税仍造成了82亿美元净损失,这与Fajgelbaum et al. (2019) Cavallo et al. (2019)的测算结果基本一致。


Fajgelbaum et al. (2019) 基于20171月至20194月的美国月度进口关税、进出口数量与金额等数据,运用事件分析法(event study)估算了关税对美国贸易数量和贸易价格的影响;同时运用美联储公布的工业生产指数、工业生产者价格、进口价格与出口价格,在2016年投入产出表基础上构建部门间的投入产出关系。


在进行估算前,作者梳理了美国加征关税的时间线,研究发现:第一,分产品看,美国初级金属制品、机械设备、电脑产品、电子设备及零配件获得了最多的关税保护;第二,与美国加征关税的产品类别相比,贸易伙伴反制措施集中于并不完全相同的产品与其他部门;第三,分行业看,不同行业的关税抬升水平基本持平,这或折射出关税变化并不是由特定行业利益集团所驱动。


在估算过程中,首先,作者运用事件分析法计算美国对外加征关税对其进口影响及他国反制对美国出口影响。研究发现:对外加征关税将使美国进口总值平均下降20%且进口数量下降23%;他国关税反制将使美国出口总值平均下降24%且出口数量下降25%。同时,从产品单位价值观察,关税完全传递至进口商品价格,折射关税成本完全转移至消费者。


其次,作者估算了关税对进口份额的影响,估算结果显示:关税确实降低了美国自关税目标国进口份额增加了非目标国进口份额,但自非目标国进口增加未能弥补自目标国进口减少。作者进一步估算了关税对价格传递的影响,结果显示:关税对国内生产者价格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外加征关税推升了国内生产者价格。


最后,作者根据前文估算的参数对贸易战的影响进行估算:对于生产者剩余而言,贸易战大致造成了508亿美元的损失,约占2016年国内生产总值的0.27%;对于实际收入影响而言,贸易战大致导致了实际GDP损失110亿美元,约占2016年国内生产总值的0.059%。然而,在一般均衡模型测算方法下,贸易战约导致实际GDP损失72亿美元,约占GDP总值的0.04%。由此不难看出,美国加征关税造成了福利转移,即由消费部门向生产部门、政府部门转移。


Flaaen et al.2020)从更为微观的视角,分析了关税的价格效应同时观察了关税带来的产业转移效应。作者基于2012年以来美国对洗衣机关税调整,利用Gap Intelligence收集的2013-2018年美国洗衣机及相关产品周度零售价格数据,分析了关税变化的价格效应。研究发现:美国加征关税带来洗衣机价格上涨,同时这种价格上涨效应外溢至洗衣机互补品如干衣机。从产业转移效应看,在跨国企业全球生产布局背景之下,关税加速了生产转移,即由加征关税区转移至成本更为低廉的非加征关税区。只有当关税不具备区域特征时,跨国企业为了避免关税才会选择在美国国内生产。具体而言:


Amiti et al. (2019)Fajgelbaum et al. (2019)一致,Flaaen et al.2020)首先梳理了美国关税政策调整:20127月美国商务部宣布对自日本和韩国进口的洗衣机加征9.3%-82.4%的反倾销关税;20162月美国商务部宣布分别对LG和三星加征32.1%52.5%的关税;20181月特朗普政府正式启动“201”调查对进口洗衣机和光伏产品加征保障性关税,其中对每年进口的前120万台洗衣机加征20%关税,税率在第二和第三年递减为18%16%;对超过这一额度的进口洗衣机,第一年加征50%的关税,第二和第三年递减为45%40%


由于美国对洗衣机关税经历了不同国别、不同阶段,这给我们观察产业转移效应提供了可能性。Flaaen et al.2020)根据关税政策调整期观察洗衣机进口自不同国家进口数量变化发现:在美国对来自韩国的进口加征反倾销关税后两年,美国自韩国进口数量下降75%同时自中国进口大量增加;在美国对来自中国的进口加征关税后,美国自中国洗衣机进口数量由2015300万台下降至2017年的0.3万台,同时美国自越南及泰国洗衣机进口大由2015年接近0台增长至2017年的33万台。2017年美国对洗衣机发起“201”调查,该调查具有全球性,此时洗衣机主要出口商三星和LG宣布计划在美国设厂生产洗衣机。不难看出,在跨国企业全球生产布局背景之下,关税加速了生产转移,即由加征关税区转移至成本更为低廉的非加征关税区。当关税不具备区域特征时,跨国企业为了避免关税或选择当地生产。


进一步地,Flaaen et al.2020)利用高频微观零售数据研究了关税对消费者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关税并不是引起洗衣机价格变化的唯一变量,为此作者选取了干衣机、洗碗机及冰箱等未受关税影响的家电作为控制变量,以控制关税以外的因素。同时,Flaaen et al.2020)还控制了品牌、产品类型、价格季节性、零售商等因素,运用差分法进行回归分析发现:


第一,在对中国出口的洗衣机加征反倾销关税后,美国洗衣机零售价格上涨;同理在对洗衣机加征“保障性”关税后,美国洗衣机零售价格也出现了不同幅度的上涨;与对中国出口的洗衣机加征反倾销关税相比,不分国别的“保障性”关税带来的零售价格上涨效应更为明显,在“保障性”关税生效后的48个月,洗衣机价格大致上涨了11%;洗衣机价格上涨效应外溢至互补品干衣机上,但对其他家电如冰箱、洗碗机等零售价格影响不明显;对于不同品牌产品零售价格,作者发现美国对外加征关税不仅推升了进口品牌洗衣机零售价格,同时也推升了本土品牌洗衣机零售价格,上涨幅度在5%17%之间;除消费者零售价格外,关税导致批发商价格大致上涨了10%


从收入效应看,多数研究表明加征关税并没带来就业增加。相比于关税的消费效应,关税的收入效应难以量化。经济模型的假设通常依赖于充分就业和完全竞争,但是现实中劳动力市场通常不是充分就业且市场通常是扭曲的。Li & Whalley2020)基于全球一般均衡模型,考察美国对中国、欧盟、加拿大及墨西哥加征关税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具体而言:


Li & Whalley2020)构建了嵌入货币结构的一般均衡模型,基于WDI披露的2016年的29国投入产出数据,UN Comtrade 披露的双边贸易数据,WTO披露的关税数据估算美国关税政策的制造业就业效应。


美国对中国关税政策效应显示:随着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的时间推移,美国制造业就业损失上升,这主要是由于美国加征关税推升了进口商品价格,居民更多消费服务而放弃高价商品消费,进而造成消费由制造业部门向服务业部门转移;同时,中国受美国加征关税影响,制造业就业呈净损失,但损失程度小于美国。美国对欧盟、加拿大关税政策效应呈现类似的结果,即美国制造业就业损失,且损失幅度高于欧盟、加拿大。但是,美国对墨西哥加征关税,美国和墨西哥就业均损失,但墨西哥就业损失幅度高于美国。如果将贸易伙伴国的关税反制措施考虑在内,美国就业损失将会扩大。


上述研究结论与Goswami (2019)的一致,作者对中国反制措施做了三种假设,无区别反制、政治导向型反制及负责任的反制[1],研究表明:贸易战对美国的就业造成了净损失。具体而言:


Goswami (2019) 基于20171月至20193月的关税及就业数据由于关税数据估算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对美国制造业就业的影响。由于关税数据为产品维度,而就业数据为行业维度。为此,Goswami (2019) 首先将中美分产品关税调整数据对应至NAIC-3分位,进一步选取美国劳工局披露的就业数据,运用线性回归模型估算关税调整对就业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对就业增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还会引发中国的反制。因此,在考虑关税带来的就业影响时,Goswami (2019)也将中国关税反击纳入了考量范围。基于中国反制措施的三种假设,Goswami (2019)分别模拟了金融危机前(1991-2007)、后金融危机时代(2010-2016)美国关税的就业效应。实证结果显示:在金融危机前(1991-2007),无论中国采取何种反制措施,美国均从关税措施中获得就业增加;而在后金融危机时代(2010-2016),中国反制措施将使美国就业净损失。这是因为,在金融危机前,进口竞争下降带来的就业增加效应大于出口减少带来的就业减少效应;而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这种情况出现了反转。其背后隐含着更为深层次的原因:生产环节自动化及外包降低了关税带来的进口就业增加效应。综合考虑消费效应和收入效应,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带来了美国居民福利的净损失。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选取的分析时间节点多数处于2017-2019年,还未能观察到关税带来的长期影响。同时,以上分析均未估算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这意味着,贸易战带来的实际损失可能高于计量模型测算值。


2、垂直专业化分工与贸易再思考——来自疫情冲击的经验


20世纪90年代,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与贸易迅速发展并成为国内外理论及实证研究热点。具体而言,垂直专业化分工是指各国中间品贸易不断增加,跨越多个国家的垂直贸易链不断延长,每个国家只在商品生产的某个或某几个生产环节进行专业化生产的分工与贸易现象。


在此前的研究中,多数研究均集中讨论垂直专业化的规模效应及效率效应,但对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的脆弱性关注度较低。2020年新冠疫情大爆发,先有中国停工停产,后有欧美经济体加强封锁,全球垂直专业分工生产网络脆弱性引发全球关注。目前的研究主要关注点在于,全球生产网络是否会退化,中国作为全球生产网络中心的地位是否受到挑战。


Brakman et al.2020)反思了疫情对经济结构的深远影响,他认为随着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上升,许多经济体将保持更多生产缓冲区域,且(生产的)国界将变得更加重要。具体而言:


Brakman et al.2020)认为,英国脱欧与中美贸易战是大家对全球化不满的一种映射,这种不满程度随着新冠疫情爆发而加深。新冠疫情对去国际经济改革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条为重新定义“lean and mean”(精简)概念,生产效率的权重将下降而生产安全性权重将上升;另一条为提高国际间边界的重要性,即消费者及生产者将越来越重视本地生产和附近生产,全球供应链不断多样化同时将区域化。


Vidya & Prabheesh2020)比较了新冠疫情爆发前后的全球生产网络,结果显示:疫情爆发后各国之间的贸易联系明显下降,全球贸易量下滑;中国仍处于全球生产网络中心而韩国则脱离了全球生产网络中心。具体而言:


作者基于全球贸易网络,这一贸易网络主要包括加拿大、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韩国、中国、中国香港地区、印度、印度尼西亚、俄罗斯、荷兰及新加坡。基于2018年和2020年第一季度双边贸易数据,作者计算了贸易网络中贸易亲密度、贸易密度等变量;进一步地,基于2016年第四季度至2020年第一季度数据,作者运用人工神经网络模型预测进出口。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整体贸易密度由2016年的0.833下降至0.429,同时2018年数据显示中国、韩国、印度、美国和英国位处全球生产网络中心,中国处于中心区域。2020年第一季度数据显示,中国虽有所偏离但仍处于中心区域。进一步地,Vidya & Prabheesh2020)基于人工神经网络模型预测结果显示,全球主要经济体出口将持续下滑至202012月。


需要指出的是,Vidya & Prabheesh2020)选取的是2020年第一季度的数据,即疫情最为严重时期的全球贸易状况。随着疫情影响减弱,全球贸易正逐步修复。同时,Vidya & Prabheesh2020)选取的是总量数据,并没有考虑行业异质性。机械制造业是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典型代表,Hayakawa & Mukunoki 2020)基于201920201-6185个国家的机械制品双边贸易数据,构建线性回归模型观测疫情对全球产业链的影响。研究发现,疫情对全球产业链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这种影响更多源于供给冲击而非需求冲击。具体而言:


理论上,为防控疫情,全球大面积停工停产引发供给冲击,同时疫情可能导致居民消费、企业投资下滑,进而引发需求冲击。据此,Hayakawa & Mukunoki 2020)从供需两方面分析疫情的冲击。在线性回归模型中,双边机械最终品贸易额为被解释变量,以欧洲疫情疾控中心披露的病例数、死亡数、零部件供应、是否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为解释变量。逐步回归结果显示,进出口国及零部件供应国疫情对机械最终品贸易额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零部件供应国疫情的影响最为显著,冲击最大,随后为出口国和进口国。这意味着,疫情对全球生产网络的冲击更多源于供给冲击。


除机械制造业外,疫情暴露了医药等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全球化生产的缺陷。从医药行业看,Gereffi2020)以防疫物资如呼吸机和口罩的全球化供应网络为例,认为防疫物资全球化生产且集中依赖于单一国家是全球防疫不当的原因之一。如作者计算防疫物资出口数据发现,在疫情爆发前,全球前五大防疫物资出口国德国、美国、瑞士、中国及爱尔兰出口份额在全球一半以上,其中,美国、德国等从事高技术密集型医疗设备生产而中国则从事劳动密集型医药物资如口罩等生产。由此,Gereffi2020)认为在后疫情时代,全球供应链将更具有弹性,采购渠道也将变得多样化。


总结来看,传统垂直专业化分工理论研究过度关注其带来的效率增长效应,而随着新冠疫情爆发,垂直专业化分工所带来不稳定性和不安全性为市场所关注,国际贸易格局或面临一场深刻的变革。


参考文献:

Amiti, M., Redding, S. J., and Weinstein, D. E. (2019), “The impact of the 2018 tariffs on prices and welfar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33(4), pp.187-210.

Brakman, S., Garretsen, H., and van Witteloostuijn, A. (2020), “The turn from just-in-time to just-in-case globalization in and after times of COVID-19 An essay on the risk re-appraisal of borders and buffers,” Social Sciences & Humanities Open, 100034.

Fajgelbaum, P. D., Goldberg, P. K., Kennedy, P. J., and Khandelwal, A. K. (2020). “The return to protectionism.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 135(1), pp.1-55.

Flaaen, A. B., Hortaçsu, A., and Tintelnot, F. (2019). “The production relocation and price effects of US trade policy: the case of washing machines, ”(No. w25767).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Gereffi, G. (2020).  “What does the COVID-19 pandemic teach us about global value chains? The case of medical suppl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Policy, 3(3), pp.287-301.

Goswami, S. (2019). “Employment Consequences of US Trade War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working paper.

Hayakawa, K, Mukunoki,H.(2020). “Impacts of COVID-19 on global value chains[R]. 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 ”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 (JETRO).

Li, C., and Whalley, J. (2020). “Trade protectionism and US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Economic Modelling.

Vidya, C. T., and Prabheesh, K. P. (2020). “Implications of COVID-19 pandemic on the global trade networks,” Emerging Markets Finance and Trade, 56(10), pp. 2408-2421.

注:

[1]无区别反制:对美国各行业统一加征关税;政治导向型反制:对支持特朗普的行业加征关税;负责任的反制:避免对关键产业链加征关税,避免负向外溢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