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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宏斌:重振制造业,重启生产率增长引擎

发表于 2020-12-01    来源于:屈宏斌

来源:屈宏斌观点


工业化进程重回正轨对于中国在未来几年保持劳动生产率高速增长至关重要。

相比以往促进服务业发展的规划相比,“十四五”规划的目标重回振兴制造业,这将有助于为生产率增长引擎增添动力。

主要措施包括户籍改革推动城乡劳动力流动、进一步减税降费、深化结构性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等。


工业化是生产率增长引擎


从农业社会转型至工业化社会是经济转型和增长的典型路径,中国亦是如此。在农业与工业两部门经济的古典经济发展模式(也称为刘易斯模式)中,由于后者工资水平更高,劳动力从农业劳作转向机器操作,工业化使熟练劳动力迅速增加,推动发展中国家劳动生产率增长。


劳动力的转移来自两个因素。首先,生产力的制约因素是土地而非劳动力,这使得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出过低,农业存在过剩劳动力的问题。其次,工业部门面临劳动力相对短缺的问题,而劳动力相对短缺导致工资上升,自然吸引劳动力转移。1978 年,中国的工业部门约占总产出的50%,但只创造不到20%的就业。相比之下,农业部门仅贡献30%的产出,但创造约70%的就业,就业结构相对于产出结构显著不平衡(图1)。


随着更多劳动力转向工业以及城市工人收入的提高,总储蓄水平上升,这为资本密集型产业增加投资提供了基础。更多的劳动力资源和资本资源的汇集进一步促进了工业部门的升级。而随着收入提高、恩格尔系数降低,制成品消费得以增长,对相关工业产品的生产形成正向循环。再加上对外开放的扩大,进一步推动中国向产业链上游转移。对中国来说,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远远超过农业部门。我们有理由认为,工业部门历来是经济增长的更主要动力来源。


近年来,服务业逐渐在经济活动中占据较大比重。一方面,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需求减弱,导致对中国制成品的需求下降,贸易额占GDP比重下降,再难超越金融危机前水平(图2)。另一方面,为了在全球对中国制成品需求增长放缓之际为失业提供缓冲,政府也努力促进服务业的扩张。


2010 年,进入工业部门的劳动力约为760 万,而在过去5 年里则平均每年有350 万劳动力离开工业部门。与此同时,服务业年均新增就业人数则从2000 2010 年间的650 万上升至2010 年以来的1150 万。由于低生产率服务业(如零售和酒店)取代制造业成为主要就业创造者,近5 年(2015 年至2019 年)劳动生产率平均同比增速已经从全球金融危机前五年期间(2003 年至2007 年)的18.7%放缓至只有6.1%。过早转向低附加值服务业会使未开发增长潜力无法充分释放,这对我国的长期增长构成挑战。


诚然,大多数发达国家都经历了先工业化后去工业化的过程。然而,仔细研究过去经济发展经验后我们发现,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只有在其工业化程度和收入水平明显高于我国目前水平的发展后期才开始去工业化。


如图4所示,对发达国家而言,大多数国家在达到美国水平的40%以上之后才开始去工业化,如日本、英国和新加坡,它们分别在达到美国水平的59%48%45%之后才开始去工业化。韩国的工业化水平略低,仅为美国水平的22%,但仍显著高于我国目前水平。反观中国,其制造业就业比重在2013 年达到17.5%的峰值,但仍相对低于其他发达国家开始去工业化时的水平;2019 年底,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相当于美国的16%。显然,我国去工业化还为时过早,也突显出继续推进工业化的空间仍十分巨大。



农民工一直是推动制造业就业增长的关键因素,2019 年底城镇化率达到60%以上,但与其他城镇化率超过80%的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很大差距。假设我国的城镇化率达到80%,在人口总体保持稳定的前提下,这将意味着额外2.7 亿人进入城市地区。假设新增城市人口转化率为50%(根据历史转化率),我们预计这将转化为大约1.35 亿新增城市工人。但是,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转向服务业,2019 年,服务业已占到农民工总数的50%以上。


尽管向服务经济转型对维持许多发达国家的大有裨益,但更多在于高附加值服务行业。而在我国,大量劳动力没有流入软件和技术开发或金融服务等高附加值服务业,而是流入批发、零售和酒店等低附加值服务业,这些行业的生产率水平仍低于制造业和建筑业领域(图5)。


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由于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出现V 型复苏,建筑业是唯一出现就业增长的行业。然而与制造业相关工作相比,建筑业工作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幅度较小,这对长期增长可能益处不大。因此,我们相信,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不宜过早将劳动力从制造业转移到低技能服务业。


通过深化全球供应链一体化提高技术水平,也有助于我国提升制造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自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的出口额占全球出口总额的比例从不足5%上升至2019 年的13%,高端制作行业如电气机械及器材出口额占我国出口总额的比例已经升至25%以上,而纺织品等低附加值产品所占比例逐渐下降。


全球化也是制造业生产率相对于服务业增长更快的一个重要原因。相较于服务,商品具备更高贸易性,制造商有更多机会在实践中学习和开发技术,有助于在产业内实现生产率增长。尽管中美贸易紧张局势和新冠疫情影响,我们认为在全球产业链中,我国仍有许多吸引因素,特别是对高附加值制造业而言。首先,我国拥有规模庞大的相对高技能劳动力,且劳动力成本仍然相对低廉,这使得制造业生产对企业来说更具成本效益。其次,我国具备发展中高端制造业生产设施和完善基础设施的网络。此外,根据“十四五”规划,随着中产阶级不断壮大,经济将日益转向内循环,这为跨国公司提供了繁荣的需求市场。


推动工业部门发展政策措施


促进劳动力流动,释放劳动生产率增长潜力


一方面,放宽户籍限制有助于吸引更多农民工向城市迁移,并同时保证他们获得同等水平的社保(如医疗、教育和失业保障)。另一方面,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也让农村家庭能够提升其迁移至城市的灵活性。推动城乡土地一体化、允许更多市场力量在农村土地定价中发挥作用,将有助于提高农村土地权所有者的流动性。


促进内循环,提振国内制成品需求


扩大内需是对冲全球经济持续存在的不确定性的重要应对之道。户籍制度改革和土地制度改革不仅有助于将更多劳动力资源重新分配到效率更高的行业,考虑到城市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平均比农村家庭高出2.6 倍,这还有助于提高国内消费者的购买力。


减税降费,鼓励更高效公平的资源配置


例如,对制造企业减税降费应将有助于降低企业成本和促进投资。由于我国企业面临沉重的劳务税负担(劳务税负担占中国企业税总负担的78%),我们预计,社保缴费或将降低。我们预计政策制定者将进一步针对制造业和民营企业实施定向信贷宽松、并对有投机倾向的行业(如房地产)加强监管。


推动教育发展,鼓励产业创新


我们预计政策制定者或将提供人才发展计划,重点提供技能培训,并将实践经验与教育课程更深入地结合起来。将会出台更多鼓励创新的扶持政策,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发展城市群和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并加强前沿技术与传统技术的结合。


加强国际贸易和投资合作


按照竞争中立原则进行结构性改革,以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例如,公平市场准入、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对政府采购实施竞标),将有助于激励更多国内民营企业和国际企业进行投资。此外,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也将是确保健康市场竞争的关键因素,有助于鼓励更多外资企业对中国投资。此外,中国还将继续巩固与执行与其他国家例如欧盟、日韩等的贸易协议,进一步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扩大对外国投资者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