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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宇 陈达飞丨拜登的考卷:寻找失落的美国梦

发表于 2020-12-26    来源于:邵宇 陈达飞

美国社会的不平等程度目前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水平,而拜登的回答是分配制度向劳动倾斜的进步主义改革。


来源:新财富(ID:newfortune)

作者:邵宇 陈达飞

邵宇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陈达飞为东方证券宏观研究员、财富研究中心主管


虽然特朗普政府希望推翻部分地区的选举合法性,但迄今无论是重新计票,还是上诉最高法院,其努力均告失败。选举人投票日(1214日)之后,拜登入主白宫已成定局。然而拜登面临的是分裂和动荡不断加剧的美国,如何收拾特朗普的“残局”,将是一个严峻的问题。


拜登赢得大选背后:疫情使阶层分化与对立更彻底暴露


美国2020年总统选举的投票率创下了20世纪以来的最高纪录,总投票数约1.5亿人。从选民结构来看,女性、年轻、高学历、边缘族裔、富有阶层、穆斯林等仍是民主党选民的标签,反之,年长者、白人、天主教/基督教则是共和党选民的标签。


黑人选民占比和投票率的提升对于民主党胜选尤为重要。黑人选民历来都是支持民主党的,近20年,支持率从未低于80%。本次选举,黑人选民占比为11%,其中90%的人把票都投给了民主党。从整体选民结构来看,2000年至今,合格黑人选民增加了约5个百分点。更为关键的是,黑人选民的主体就分布在摇摆州。据统计,在摇摆州,合格黑人选民占比为34%,其中,佐治亚州就高达29%。民主党一贯推行种族平等政策,再加上“弗洛伊德事件”推波助澜,这一结果也就理所当然了。亚裔只占选民的2%,故影响有限。


很多选民因为讨厌特朗普而选择了拜登。民调显示,有37%的选民因为讨厌某位候选人而投票给另一候选人,而这其中有70%投给了拜登,只有27%投给了特朗普。


疫情对拜登赢得大选助益甚大。民调数据显示,有41%的选民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新冠肺炎疫情,而其中有73%的选民投票给了拜登。而认为经济和就业最重要的选民占比为28%,其中有81%投给了特朗普。可见,选民还是很认可特朗普的经济绩效的,可以推断,如果没有爆发新冠肺炎疫情,拜登赢得选举的概率将显著下降。一个反事实模拟表明,如果美国COVID-19病例减少5%,特朗普就可能赢得连任(Baccini等,2020,表1)。

1:选民最关心什么问题,票投给了谁?


数据来源:NPR官网、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

新冠疫情是一场自然实验,将美国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撕裂状态暴露无遗。经济方面,低工资阶层受冲击的程度明显高于高工资阶层,前者的失业率大致是后者的3倍。从复工复产看,前者速度也明显较慢。截至10月中旬,美国全国就业率已经恢复到疫情之前的94%,但高工资阶层就业率反而增加了1.2%,低工资阶层则减少了20%。从种族方面来看,黑人群体新冠疫情的致死率明显高于所在州(或城市)的黑人人口占比,两者差值在芝加哥、密尔沃基、路易斯安纳等地区高达40个百分点。所以,表面上看,是新冠疫情助力拜登赢得了大选,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这场冲击所暴露出来的美国社会贫富差距拉大,以及阶层分化和对立的问题(附图)。

美国的经济不平等程度不断创新高


数据来源:WIDU.S. Census、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


美国贫富分化加剧原因:劳动式微+资本崛起


美国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均的原因包括技术进步、金融化、全球化,它们实际上代表着三个方面对劳动力的替代。技术进步是物质资本对劳动的替代,金融化是金融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全球化是其他国家的劳动对本国劳动的替代。具体来说,三者通过以下的机制压抑劳动的收入。


第一,新经济加速“组织人”终结。就业岗位与收入水平都是在企业组织中被决定的,所以,通过劳动市场微观结构和劳动契约形式的变化可以观察到美国贫富分化和阶层漂移。在旧经济中,从事管理和技术工作的白领是被终身雇佣的,而蓝领工人则通过工会也获得了事实上的终身雇佣制。这些“组织人”的典型特征是:白人、盎格鲁-萨克逊血统、新教徒、男性,高中毕业后即接受大学教育,在职业生涯早期进入一家大公司工作,收入不菲,一干就是三四十年,沿着公司的等级阶梯擢升,在退休时获得约定给付的养老金和可观的医保福利。“组织人”很注重就业的稳定性,对跳槽很忌讳,即使是临时工,也能通过工会集体谈判机制获得由公司提供的约定给付的养老金和全套医疗福利。而企业管理层的工资取决于内部的薪酬结构,而非高管市场,CEO与一般雇员的收入倍数基本在30倍以内。


于上世纪6070年代开始兴起的新经济模式对应不同的特征:一般没有工会,缺失集体谈判机制,劳动力的流动性比较高;约定提存的401k)养老金计划逐渐取代雇主出资的约定给付的养老金计划成为企业首选,也是大多数企业的唯一选择。约定提存养老金是可转移的,设计上也更具弹性,更能匹配年轻员工的需求,但是,它无法提供约定给付养老金的安全性,养老金增值能力完全取决于基金管理人和资本市场的表现。组织形式也有所不同,旧经济对应全流程生产,而新经济对应垂直专业化分工(即价值链分工)。新经济崛起,以“组织人”为特征的美国劳动阶层开始式微。


第二,股东价值最大化与经济的金融化加剧贫富分化。8090年代,在委托-代理理论的指引下,“股东价值最大化”成为公司治理的主流意识形态。该理论认为,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市场在监督代理人行为上存在盲区,代理人(企业管理者)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与委托人(股东)的利益可能不一致,而股票市场恰恰可以发挥“公司控制权市场”的职能,只要代理人将股东价值最大化作为目标函数,资源配置就是有效的。又由于股东是“剩余索取者”,股东价值最大化就是所有利益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其直接结论就是,只要有助于抬升股价,经理人的行为就是合理的。所以,裁员、股票回购和慷慨的职业经理人的股票期权计划都是情理之中的举动。这都在不同程度上加剧了贫富分化。


第三,人才流入压抑本土劳动力收入、人才回流又牵引企业外迁。5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半导体产业进入高增长期,STEM(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数学Mathematics)专业背景的人才短缺一直是高新技术企业的难题。在行业协会的游说下,1965年《美国移民和入籍法》废除了移民限额,以帮助美国引进“特别有用”的人才。直到特朗普当选,美国整体上都在放宽移民条件。移民的流入缓解了美国劳动力的短缺状况,但也使得美国本土的劳动者面临着更激烈的竞争,压抑了劳动者工资。


人才是双向流动的,技术移民对美国的另一负面影响是,外来人才的回流削弱了美国企业的竞争力,这又会导致美国企业的外迁和大量就业机会的消失。从50年代开始,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印度和中国大陆处于人才外流的处境,而美国为人才净流入国;60-80年代,人才从亚洲“四小虎”流向美国和人才从美国反向流回并存,前者目标是求学和求职,后者目标是产业投资和高薪就业;80年代末开始,人才流向就已经逆转。值得一提的是,80年代末以后一段时期,中国大陆和印度人才单方向流入美国,但如今,人才双向流动正在中美之间发生。


然而,技术进步、金融化和全球化必然导致贫富分化吗?并非如此。事实上,美国政府的政策对贫富分化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引下,美国政策调控思路从凯恩斯式需求管理政策转变为拉弗式的供给侧政策,减税、养老金改革、金融去管制和增强劳动市场弹性等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方案都是劳动式微的重要推动力。70年代“大滞胀”爆发,80年代里根当选总统并拉开了金融自由化和减税的浪潮。在全国风险投资协会等商业组织的推动下,国会于1981年恢复了股票期权资本利得税优惠,并且放松了资格限制和行权条件。此后,股权激励计划成为新经济企业经理人员的标配,并成为80年代以来美国收入和财富分化加剧的重要驱动因素。


美国南北战争之后经历的第一轮贫富分化带来了“咆哮的20年代”。近半个世纪的再次分化,或带来“动荡的20年代”(美国名政治学者图尔钦)。拜登的主要挑战是国内的阶层分化和政治极化,如果不及时解决,美国的动荡或许才刚刚开始。


拜登新政:重振美国梦


美国已经陷入由经济、种族、文化和教育等方面的分化带来的阶级极端分化之中,如何用一套中左的施政纲领来凝聚共识和重建民主秩序,是摆在拜登前面的考卷。而解答的关键在于扭转两极分化的趋势,夯实中产阶级基础,提升社会向上的垂直流动性——这也是美国梦的基本内容。


从施政纲领来看,拜登新政是服务于劳动者和中产阶级的,具有显著的进步主义色彩。拜登新政涉及到方方面面:劳工阶层的工作机会、收入水平、劳动保障、带薪假期、社会保障(医疗、养老等)和住房保障,以及能否免费就读公立大学,或者申请到足够的助学金和银行贷款在私立大学攻读学位;打破劳工阶层与大型企业的依存关系,重建企业与劳动的契约关系,调整代理人的激励机制和利润分配方案;重塑全球多边秩序,调整对华政策,建立有序、公平的贸易环境;调整关税和贸易政策,不再鼓励企业离岸外包,反而有利于吸引企业回岸生产,在本土创造就业岗位;调整移民政策,吸引全世界的人才来美国学习,并在美国工作。


如果说罗斯福新政是适应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需要的,那么,拜登新政则需要适应工业时代向服务业时代转型的需要。显然,这一转型已经远远滞后了,就像罗斯福新政也滞后于工业时代一样。拜登正处在新的“罗斯福时刻”,一个新的进步主义方案呼之欲出。


从拜登团队成员构成及其主张,也可以很明显地体会到进步主义的气息(表2)。


此外,国会进步党核心小组联合主席贾雅帕尔也支持“全民医保”、15美元每小时最低工资、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和发展清洁能源等进步派政策。由此可知,无论是经济顾问、幕僚、内阁,还是国会,民主党进步派的影响力都在增强。


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和不同制度的国家能容忍的不平等的极限是不一样的,但无论怎么比较,美国社会的不平等程度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水平。基于对全人类从原始社会开始的不平等历史的考察,大规模动员战争、变革性革命、国家衰败和致命传染病是矫正不平等的关键力量,两次世界大战、前苏联的十月革命、罗马帝国的衰败和黑死病等都是典型的案例,其都以“大压缩”的方式实现了矫正。而拜登的选择是分配制度向劳动倾斜的进步主义改革。


中美关系:变与不变


当下的美国正面临霸权解体、经济衰退、阶层冲突和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等多重冲击,拜登能否团结两党,将他的进步主义新政落实下去,将决定美国向何处去。对于当下的美国而言,“安内”的优先级显著高于“攘外”。拜登一贯主张美国外交影响力是内部实力的投射,美国的国际话语权不可能在国内阶层分裂的状态下实现,这样的美国不可能成为其他国家学习和效仿的模板。既然如此,民主党不太会选择向国外转嫁国内矛盾的民粹主义的做法,不太会激化、放大与中国的冲突。即使有冲突,也会寻求以多边施压的方式来解决,而不是像特朗普政府所采取的双边的、面对面的激烈冲突。


对于中国而言,理解拜登新政的全局(经济、社会和国家安全等)和核心诉求(中产阶级和劳工的利益、公平竞争、美国制造、产业链调整等),对正确判断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政策至关重要。下一个4年的中美贸易谈判,劳工问题和气候问题将成为新的焦点,USMCA(美墨加协议)与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中的劳工条款都是可参考的蓝本。知识产权保护和产业链重构等问题仍然会延续过去4年的整体基调。


中美竞争格局不会因为哪个党派执掌白宫而变化,只会因该党派能否完全控制白宫和国会而出现压力上的变化。正视中国的“威胁和挑战”已经成为美国两党之间的共识,与共和党不同的是,民主党更倾向于也更善于联合盟友,通过制定规则和标准来压制中国。采用中国叙事,中美竞争的格局,取决于各自所建构的“双循环”格局——内循环的核心是国家创新体系与能力,外循环的核心是市场空间与价值链的互补性,以及内外循环之间的联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