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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锋:释放国内消费潜力需具备三个基本条件

发表于 2021-01-19    来源于:刘锋

来源:国际金融报


“中国作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以世界罕见的速度控制住疫情并迅速实现经济恢复,且GDP规模首次突破100万亿元,取得如此历史性成绩相当不易。”118日,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锋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在刘锋看来,中国除了表现出经济强大的韧性之外,在经济恢复过程中亦凸显出强大的消费能力及潜力。相较其他领域,消费增长仍然具有较大潜力。消费提升需具备能消费、敢消费、易消费这三大基本条件。


更好提升国民消费预期


在全球经济规模萎缩的情况下,2020年中国经济实现正向增长,难能可贵。刘锋认为,下一阶段,考虑到人均GDP需持续迈向新台阶,以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拥有完整工业体系的中国面临的挑战依然很大。


相较其他领域,消费增长仍然具有较大潜力。在刘锋看来,消费提升需具备三个基本条件:


一是能消费,增加国民收入空间。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财产性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当前我国消费收入增长,大多是转移性质。老百姓的收入普遍提升,这是消费的前提和条件。这块还需要做好一些基础性制度改革。


二是敢消费,提升国民消费预期。我国居民高储蓄率的现状,部分来源于国民对未来预期安全感的缺乏。政府需提高政策的稳定性预期,将惠民利民工程落至实处,增强消费基础设施建设,减少国民消费的后顾之忧。


三是易消费,创造国民消费便利。政府应为大众消费创造更多场地机会,以及提升国民消费的便捷性。无论是投资股票,亦或是买房购车,跨期、长期消费皆需要便利的消费条件,进而更好地激发消费意愿。另外,政府还需提升市场治理效能,保护好消费者、投资者的利益。


“历史再次给了中国机会,也就中国还有这样一个机会。”刘锋说,假以时日,未来五到十年,包括财富管理市场会有很大的潜力,将会实现成倍增长。


过往外循环激励需重新审视


2021年是中国入世”20周年,提振内需也迎来新的思考。刘锋表示,中国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提参与国际大循环,之后加入了WTO开始以外循环为主,创汇动力非常足。双循环战略的提出,则表明将加大国内需求的重塑和提升。


中国的发展一直对国内需求是忽视的。在刘锋看来,“我特别看好中国未来的潜力,庞大的消费群体,现在国内消费是受抑制的”。


新发展格局下,刘锋认为,无需将内外循环对立起来,而是应主动打通通道。过去20年,以外循环为主,在新的国内外形势下,以往的政策法规、激励措施需要重新做好梳理与检讨。


“不少中国企业已具备国际竞争力,无需单纯复制或补贴,而是应让其尽量参与国际竞争大循环。在这个过程中,金融服务能力亦需得到相应提升,如人民币国际化等。”刘锋分析称,部分抑制国内消费、为出口创造条件的政策,需要重新审视及调整。另外,市场基础制度建设仍需加强,进而更好地释放中国经济的内生动力。


资本市场发展空间巨大


“十四五”重要开局时期,我国资本市场可扮演何种角色,如何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刘锋表示:“参照国外经验,诸多高科技公司皆是通过资本市场而非银行体系培养出来。作为直接融资体系,资本市场本质可实现风险共担,融资更为高效。同时,在运行有效的淘汰机制下,市场加快优胜劣汰过程,资源就得到更加有效的配置,企业便可获取更多展业资本。”


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空间巨大。在刘锋看来,中国经济体量当前达到美国三分之二左右,但股票、债券市场规模却相差35倍左右。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依然具有较大发展空间。同时,中国还需提升资本市场的监管能力、市场运作能力、上市公司进退管理能力等,做好基础性制度建设。


“注册制真正实现落地的前提,需要顺畅的优胜劣汰机制,也就是退市制度的顶层设计、配套规则、实践执行等多方面的完善。”刘锋告诉记者。


慎谈货币政策激进转向


据刘锋介绍,央行自2020年二季度起适时停止继续降息,银行间市场流动性开始逐步收敛。去年三季度期间,央行开始慎重思考未来面向常态化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节奏与力度,重视稳定宏观杠杆率、把好货币总闸门、持续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防范金融风险等再度成为货币与金融监管政策的关键词。


未来中国经济恢复性增长的经济政策取向将如何?“为了应对大疫之年全球经济停顿与收缩的现状,货币金融政策应着眼于2021年常态化经济恢复性增长进行前瞻布局。刘锋强调。


刘锋预计,2021年国内经济将持续稳定恢复,如无意外,主要经济指标将逐月回升,叠加低基数效应,至少在2021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将会大概率实现中高速增长。


“当前经济恢复基础并没有到需要担忧经济过热的地步,因此,宜慎谈货币政策激进转向或收紧。”在刘锋看来,若2021年经济继续恢复性增长,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健适度而非过度收紧,流动性合理充裕,更有利于经济稳定增长、金融风险防范和杠杆率的基本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