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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锋:中国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尚有较大发展空间

发表于 2021-01-30    来源于:刘锋

来源财经网


回望1990年,沪深证券交易所相继鸣锣开市拉开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序幕。三十年来,


中国资本市场朝着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方向,在探索与创新中逐渐成长为全球最重要的金融市场之一。财经网为献礼中国资本市场三十周年特别策划“财经网资本高峰论坛”,本届论坛以“三十而立·行稳致远”为主题,邀请行业专家共话资本市场的发展成就,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建言献策。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刘锋)


“从规模上来讲,过去30年中国资本市场进步非常充足,用30年的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200多年的路。”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锋表示。刘锋以其前沿广博的国际化视野、睿智独到的见解,回顾了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历程,在他看来,中国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仍有较大发展空间,多元推出渠道的畅通、投资者保护机制等多方面尚待完善。“我们现在一个应该是增加信心,再一个就是要有容错的心态。”刘锋称。


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仍有较大发展空间


刘锋指出,中国资本市场实现了“从01”的突破,股票和债权市场均已成为世界第二,与此同时与第一名的美国仍存在差距:“美国的股票市场规模是我们的5倍,债券市场是我们的3倍,但我们的经济体量是它的三分之二,说明我们的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潜力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在他看来,疏通货币政策和其它经济政策的传导机制依旧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刘锋分析称,过去40年,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基本上是通过银行体系的传导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2012年,消费对GDP的贡献已超过投资,2015年起,中国经济已经发生结构性变化,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超过了一半,消费已经超过了投资和净出口的总和。在此期间,民营企业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无论从产值、税收、就业还是创新的贡献都超过了一半,但金融体系对民营企业的支撑或服务不足20%,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和效率均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融资难和融资贵的老大难问题长期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使得投资的边际产出率在急剧下降,创新能力也在下降。


“需要新的金融的服务方式跟体系,来服务这种新的经济形态的变化。”关于如何破解这个问题,刘锋指出,需要以高效、便捷的直接融资渠道助力中国企业,加大资本市场的建设。“我们现在改革力度非常大,如果资本市场能形成一个优胜劣汰的机制,资源配置的效率就会不断提高。”他说道。


重点保障投资者权益


刘锋表示,“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九字方针,抓住了资本市场建设的“牛鼻子”。我国资本市场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但是仍然在制度建设和执行层面存在一系列不完善、不配套、不连续等薄弱环节,存在财务造假、侵犯中小股东利益等行为。


“中国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词,我们民间管买股票叫“炒股”,而不是“投资”。为什么要炒?炒过菜的人都知道,如果不是不断地翻炒,菜就会糊。投资人是心里没底,害怕,对未来没有预期,才会不断“翻炒”,进行短期博弈或投机,这种行为对市场的长期发展是不利的。”在刘锋看来,目前很多跟市场配套的法律制度、机制,包括对投资人的保护,跟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程度和速度相比是比较滞后的,应该增强投资者的安全感和对未来的长期预期。


如何提升投资者的安全感?刘锋表示,新《证券法》重点强调了投资者保护、信息披露两件事,要解决这类问题,首先要做到市场的公平公正公开地运转,投资者的权益能够得到公平公正及时地保障。


同时,他指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的完善,不是某一个点某一个动作,是一系列的,连续的和相对稳定的,不光是要建制度和相关规则,还包括立法、司法和执法,需加快制定、修改完善新《证券法》的配套规章制度,包括刑事诉讼、产权界定,保护机制、信息披露、公司治理等的一些细则,需将法律责任落实到个人身上,包括从业人员、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公司法人和董监高、中介服务如会计师、律师和金融专业人士等,将赔偿机制,诉讼程序等落实到实处,将法律真正落实到市场机制里去,将法律的精神反映在监管的流程里。


在刘锋看来,市场应该尽量的少做限制,流动性与市场价格密切相关,限制流动性反而会给操纵市场的人提供机会。同时,他建议强化信息披露要求,将投资人也纳入监管的范畴,通过完善账户登记系统,借助技术手段,穿透资金来源和流向,让市场操纵者无所遁形。“因为投资人是资本市场交易的主体,很多内幕交易、市场操纵都是以“投资人”的名义在市场上进行的,所以要加强账户管理,信息披露要及时准确全面。”刘锋称。


退市不是目的,目的是要通过法律机制真正保护投资者


201811月起,上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成功落地,此后注册制改革延伸至创业板,全市场推行注册制的条件逐步具备。谈及市场是否已准备好全面推行注册制,刘锋给出肯定的答案。


除了入口的畅通,刘锋还着重强调了退出机制的建设。“实施注册制让好的企业可以进来,关键是还要把坏的企业淘汰出去。”刘锋指出,如果实施注册制只有“宽进”,没有“严出”,优胜劣汰的功能不能有效发挥,价格体系仍然会出现扭曲。没有完善配套的退出机制,再好的注册制最后也将流于形式,形成所谓的“堰塞湖”。


2020年末,退市新规正式落地,在坚持了注册制改革的“包容性”原则的情况下,大幅度强化了打击证券市场严重违法行为的力度。退市新规出台后,A股是否会加快“出清”?刘锋对此充满信心。据他介绍,2019年以来,已有48家公司通过多种渠道退出,其中强制退市26家,是之前6年强制退市数量总和的2倍多,A股退市率已经明显加快。


在刘锋看来,强制退市是对缺乏上市流通必要条件以及严重侵害公众利益的上市公司的一种出清和惩戒手段。个别上市公司大股东肆意侵占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而他们往往已经通过股权质押等方式“金蝉脱壳”,强制退市反而对上市公司的普通股东、债权人、员工等造成较大影响。


“退市不是目的,目的是要通过法律机制真正保护投资者。”刘锋表示,除了强制退市,成熟市场大部分的退市都是通过私有化和兼并重组的方式。他建议在强化强制退市制度刚性约束的前提下,进一步完善市场化退出机制。“如果能通过兼并重组等方式改变公司的股东结构,对大股东的行为、控制权有所限制,让公司治理彻底有所变化,本身就是在优化资源和保护中小投资者。”刘锋说。


用有效市场倒逼上市公司提高治理能力


在注册制的改革推动下,据统计,2020年科创板IPO数量为145家,创业板IPO数量107家,均超过了上海主板IPO89家的数量。可以预想到,随着注册制推广的步伐加快,更多企业将得到资本市场的加持,那么,如何实现上市公司数量与质量的双增长?


刘锋表示,要用市场的有效性倒逼上市公司提高治理能力和质量。“想进入市场必须达到这个标准,改善自己的治理结构,不遵守市场规则和秩序的就会被淘汰或被清理出局。如果市场形成这样一个机制,不守规矩的“坏孩子”也会逐渐变成遵纪守法的“好孩子”。”


提及资本市场的容量,刘锋表示不用担心,“老百姓不是没钱,问题是以什么样的方式,由谁帮助他们入市。”他指出,目前很多钱还没有入市,与美国相比,当前中国资本市场的投资者以散户居多,机构投资者的占比和体量仍有很大提升余地。“目前中国全行业的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的在管资产规模(AUM)不超过40 万亿人民币,而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BlackRock)一家2019年的AUM7.43万亿美元(接近50 万亿人民币)。因此,中国资产管理公司管钱的能力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我们还有很多的钱在银行里,甚至有许多机构的钱,如企业年金和养老金、医保和社保、慈善基金、学校和医院等的捐赠基金等等,这些钱我相信将来都会通过某种市场化的方式流入机构投资者手里,受托进行投资理财,但是机构投资者或资产管理机构得证明其有这个本事或能力管管好这些钱。”刘锋称。


刘锋预计,中国资本市场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至少还需要510年的时间。同时,他表示,一方面应该增加信心,另一方面要有容错的心态。“我们的资本市场几乎是从0开始的,不是一蹴而就的,制度和机制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有激励相容原则,老怕犯错误,这个风险其实是不容易释放的。包括人才建设也是一样,不要一犯错误就一棍子打死,要有试错、容错和纠错的机制。只有吸取教训并不断完善,才能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并造就一批有经验的高质量的国际化人才梯队。历史给了我们又一次很好的机会,我们要很好地抓住这次机遇,提升自己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