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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迅雷:扩大对外开放进程,维持资本市场稳定

发表于 2021-03-05    来源于:李迅雷

作者李迅雷,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以下观点整理自李迅雷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22期)上的发言


与特朗普时期相比,拜登时期的对华政策会有什么变化?


我主要的一个判断是拜登上台后,我国和拜登对话的机会更多了。和特朗普“简单粗暴”的套路不同,拜登的套路会更加符合国际惯例,会更多考虑到国际游戏规则、按照国际惯例出牌。而拜登和特朗普一致的地方就是把中国当成首要竞争对手,甚至是带有一种敌对的态度,这一点没有变化。但好的地方在于特朗普采取了“退群”策略,从各种国际组织退出,中国则是在积极“入群”,无论是RCEP还是中欧投资协定等。但拜登上台之后可能还会采取建新群的方式,使中国相对孤立,阻碍中国和其他经济体进行更多的合作,这是他的意图。故中国还是应该更加开放,因为拜登采取的对华政策会依照所谓的“国际惯例”,我们应对相关的国际惯例有更加深入的学习和理解,思考怎么去运用国际惯例来以牙还牙,与欧盟、日本及其他经济体展开更加紧密的投资与贸易合作。


实际上,中美之间在贸易领域更多是互补性的关系。从经济互利的角度来讲,中美之间应该有更多的合作,产生更多的交易,彼此之间的贸易规模应该更大。实际上去年我国出口还是不错的,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份额又增加了两个百分点,说明特朗普采取的一系列加征关税、阻断来自中国的进口的举措是失败的,两国最大的需求还是来自于企业之间的经贸交流和合作。今年两国贸易的前景仍是乐观的,因为美国为了加快经济复苏的步伐,推出了诸多刺激政策,比如刚刚推出的1.9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这种财政刺激有1万亿美元补贴给居民部门,有5000亿美元补贴给企业部门,另外4000亿美元作为对当前疫情控制的投入,这虽会增加美国的债务,但客观上来讲又拉动了需求,所以去年中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负增长,而美国的个人消费支出却是正增长,这也是在疫情之下各部门获得大量政府补助才有的结果。


鉴于此,我认为我国应在对美开放上进一步加大力度,要有针对性地加强和美国的经贸合作,从包括知识产权保护、环保要求以及加大对美国相关贸易品进口规模在内的诸多方面来运作。正是因为中美之间的贸易是互补关系,我国在这些方面做出的一些让步,其实也有利于促进我国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也符合我国的贸易利益,因为我国本身对美国很多商品也有进口需求,且去年我国在外贸顺差上还创下了一个历史高点。


今年我国还是要加大出口力度。按照一般的预期,中国今年的出口走势可能是前高后低,去年净出口对GDP的贡献比较大,达到28%,今年出口的贡献度可能会下降,但出口增速还会继续上升,这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和保持人民币汇率竞争力是有利的。从经贸角度而言,应当把握拜登上台的机遇,继续加大开放的力度,继续把中国制造业纳入到全球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中。


同时,我们还要考虑拜登新政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影响,美国目前的一些政策对资本市场也会带来相应的影响,这种影响又会传导到中国。中国如何来评估和应对,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比如上周,市场热议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出现了显著上升对股市的影响,这一周以来国债收益率又有所回落,如何评估这个现象?美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实际上已对我国的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带来了显著影响,我国应该努力降低这种负面影响,例如今年美国股市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美国的股市经过了12年的牛市之后,在当前市场利率水平上升的情况下存在什么样的风险,这需要管理层做好评估和预案。现在我国的货币政策的确出现了流动性拐点;在房地产市场“房住不炒”的背景下,房贷利率也有所上升。如果在货币政策收紧、流动性收紧的情况下,美国股市出现了大幅下跌,我国的货币政策要继续收紧还是要放松?我倾向于能够适度放松,让流动性能够缓和一些,让利率水平能够维持在一种稳定的状态。对于美国而言,虽然经济在复苏,但就业问题依然存在,所以美国目前的利率走势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出现背离,一方面货币政策在放水,另一方面它的利率水平却在上行,这是不可持续的。


此外,在目前国内普遍的预期下,大宗商品价格出现显著上升。美国对大宗商品的价格有很大的定价权,但大部分大宗商品的消费市场都在中国,如中国对于铜、铝、铁矿石、镍等大宗商品的消费量达到全球的一半,而美国的占比却并不大,因此在大宗商品价格继续上涨的市场预期下,我国要在舆论和政策上做好稳定预期和引导,否则若美国经济复苏本身带来的需求不大,但在金融机构的炒作下,大宗商品价格出现非理性上涨,这对中国是非常不利的,需要采取相应的举措来平缓目前PPI的上涨。虽然我不认为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是可持续的,但如果出现恶性的炒作的话,对于我国的经济,特别是资本市场将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总体而言,在拜登上台之后,美国的债务问题和资本市场的隐患仍会存在,仍会对国内金融市场带来一定的影响。因此,我国需要有相应的预案,即货币政策应该怎样进行调整,以应对不同风险事件的可能爆发。


面对中美未来的“科技脱钩”及多边主义冲突两大趋势,中国应采取怎样的应对措施?


近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了两个支撑点,一个是扩内需,一个是加大科技投入拉动中国经济的产业转型升级。


扩大内需讲了很多年,但效果到底如何?到今年年底内需能否被有效地拉动起来,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因为我国有几项指标似乎是低于预期的,比如2017年前市场对于投资很有信心,投资增速都保持较高水平;但2017年后,投资增速在逐步回落,尤其是基建投资,近几年来基建投资增速要低于市场预期,这可能也和地方政府债务压力有关:受制于债务的影响,地方政府有投资的动力,但没有足够的资金;另一方面也受制于项目的影响,在意图通过基建来拉动扩内需的时候,是否有好的项目,项目的投入产出比如何,辐射效应、对于产业链的拉动作用如何,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通过投资拉动经济的模式已在我国持续了很长时间,即使剔除去年的特殊情况,按照支出法来计算,资本形成占我国GDP的比重仍在35%左右,高于全世界21%的平均水平,说明我国GDP中投资占比明显偏高,而消费占比又明显偏低。所以还是要想方设法来增加居民收入,如果居民收入不增加,扩内需就成为无源之水了,因此还是要有相应的举措来增加居民收入。


近年来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在消费领域,高端消费的增长比较快,如高级香烟、高端白酒的消费趋势都在上行,但中低端消费的比重在明显下降,这是可能也是消费升级的表现,但更多是因为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更快。我国应把扩内需更多放在中低端消费上,因为中低端消费更能拉动对国内商品的增长,而高端奢侈品的消费相当一部分是对海外奢侈品的消费,对国内制造业的升级、对中国产品高端化的进程贡献不大。所以一方面,我国在增加居民收入上要有改革举措,需要增加对于社会保障如养老、医疗卫生、教育、住房等方面的补贴,让中低收入阶层有了社会保障之后能消费、敢消费;另一方面要加大税收改革的力度,目前缺少强有力的税收改革举措来缩小收入差距,此外还要加强第三次分配,发展社会慈善事业,鼓励富裕阶层捐款。2020年我国已实现了消灭绝对贫困的脱贫目标,今后要走向共同富裕,在改革上还是要加大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