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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磊:七普人口数据简评

发表于 2021-05-11    来源于:郭磊

来源:郭磊宏观茶座

郭磊为广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报告摘要


第一,首先需要指出一点,普查数据、小普查数据、年度数据口径不同,不可混用。普查数据10年一次,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理解为“存量数据一次性修正”。比如按2020年底总人口的141178万,比2019年底增加1173万(正常年份每年增加400-800万)。实际上,这普查年的1173万并不是2020年一年增加的,它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存量数据统计的修正。


第二,存量人口的141178万,以及2020年比2010年增加7206万(2010年比2000年增加7389万),这两个数字都超出前期市场过于悲观的预期。过去10年净增加人口几乎持平于再往前10年(只少了183万)。当然,这很大程度上与20162017年二胎政策所带来的短期人口脉冲有关。2017年之后新生儿人数逐年下降的趋势还是十分明显的,增量形势仍比较严峻。


第三,2020年新生儿1200万,环比2019年下降18%左右,基本符合预期。前期已经公布的公安部户籍登记数据是较2019年下降15%左右。


第四,2020年新出生人口的下降是三个因素的叠加,一是疫情影响,产检医疗条件的变化、收入预期的变化和未来不确定性的上升导致推迟生育计划,对2020年来说,全球出生率历史新低的情况比较普遍。二是育龄人口的代际下行,即由于生育政策影响,19871990年之后新生人口曾出现两轮明显下行,这对应2017年后育龄女性人数的变化。三是“工业化-生育率悖论”。生育率的下降几乎是工业化国家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


第五,简单来说,第一个因素代表“生育条件”,属短期扰动,估计主要影响2020-2021年;第二个因素代表“育龄基数”,需要及时、迅速进行政策调整,否则下一个阶段压力会进一步加大;而第三个因素代表“生育意愿”,它作为一个全球难题的规律性被很多人所忽视。但恰恰是这种规律性意味着挑战会更大。它可能和一系列内生原因有关,如现代社会体力劳动边际回报率的下降、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上升、住房和教育成本的上升等,对新兴市场国家来说还有一个原因是流动人口比例偏高,年轻人会面临“打工-返乡-结婚-生子”、“城市就业-买房-结婚-生子”这样两种典型路径,均会导致婚育年龄偏晚,从而带来生育率的变化。


第六,从这个框架去理解,要影响人口曲线,一则要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二则主要还是有针对性的瞄准“工业化-生育率悖论”,比如通过一系列组合政策降低女性生育的机会成本;通过降低住房成本、教育成本、提升教育资源可得性来降低年轻人生养育的成本预期;通过更广泛的城市群建设,推动工作机会的区域多元化,降低因人口流动模式固化导致的代际晚育的现象。


第七,老龄化特征继续上升,65岁以上人口比重达到13.5%,上行速度也比上一个十年更快。从世界银行口径数据看,全球65岁以上人口比重大约在9.1%左右,高收入国家这一比例为18.3%,中等收入国家为7.8%。老龄化对经济结构、产业结构都会产生深刻影响。


第八,本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口已有2.18亿人,较2010年的1.19亿大幅增长。和2010年相比,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8930人上升为15467人。这一点是“工程师红利”形成的基础。


正文


首先需要指出一点,普查数据、小普查数据、年度数据口径不同,不可混用。普查数据10年一次,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理解为“存量数据一次性修正”。比如按2020年底总人口的141178万,比2019年底增加1173万(正常年份每年增加400-800万)。实际上,这普查年的1173万并不是2020年一年增加的,它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存量数据统计的修正。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国人口共141178万人,与2010年的133972万人相比,增加了7206万人,增长5.38%,年平均增长率为0.53%


我们需要简要了解普查口径和年度口径的关系。


根据国务院2010年颁布的《全国人口普查条例》,人口普查每10年一次,位数逢0的年份为普查年度;在两次人口普查之间开展一次较大规模的人口调查,也就是1%人口抽样调查,又被称为“小普查”。在不进行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的年份进行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


不同口径的数据是不可直接混合计算的。


比如2016年初,统计局公布的2015年总人口数为137462万人;而2016420日《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公布的“小普查”数据显示2015年人口总数为137349万人


存量人口的141178万,以及2020年比2010年增加7206万(2010年比2000年增加7389万)这两个数字都超出前期市场过于悲观的预期。过去10年净增加人口几乎持平于再往前10年(只少了183万)。当然,这很大程度上与20162017年二胎政策所带来的短期人口脉冲有关。2017年之后新生儿人数逐年下降的趋势还是十分明显的,增量形势仍比较严峻。


2020年人口总数为141178万,比2010年普查数据的133972万增加7206万,这两个数据都是超前期市场悲观预期的。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比2000年增加为7389万。


过去十年人口增长的7206万比20002010年的7389万只减少183万,这在一定程度上应归于20162017年二胎政策放开背景下的短期新生人口反弹。


2016年、2017年新出生人口分别为17861723万,比2010-2015年年均值高了110万左右,比2000-2010年的年均值高了126万。


2017年之后,新生儿数据下降比较明显,2018年、2019年、2020年分别为1523万、1465万、1200万。


2020年新生儿1200万,环比2019年下降18%左右,基本符合预期。前期已经公布的公安部户籍登记数据是较2019年下降15%左右。


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511日在发布会上表示,2018年以来出生人口数量有所回落。初步汇总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为1200万人,这个规模依然不小。


1200万是确切数还是约数尚待详细数据,按照1200万,则环比2019年下降18%左右,大致符合预期。


202128日,公安部户政管理研究中心发布《2020年全国姓名报告》,报告显示截止到20201231日,2020年出生并已经到公安机关进行户籍登记的新生儿共1003.5万。2019年同一口径数据即户籍登记的新生儿数为1179 。这意味着这一口径下2020年新生儿下降15%左右。


2020年新出生人口的下降是三个因素的叠加,一是疫情影响,产检医疗条件的变化、收入预期的变化和未来不确定性的上升导致推迟生育计划,对2020年来说,全球出生率历史新低的情况比较普遍。二是育龄人口的代际下行,即由于生育政策影响,19871990年之后新生人口曾出现两轮明显下行,这对应2017年后育龄女性人数的变化。三是“工业化-生育率悖论”。生育率的下降几乎是工业化国家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


第一个因素是疫情影响,在前期报告《人口趋势及疫情影响》中我们指出: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出生率在2020年均出现显著下行,出生率历史新低的情况比较普遍。疫情影响出生率主要源于产检医疗条件的变化、收入预期的变化和未来不确定性的上升导致推迟生育计划。数据显示疫情导致较大比例欧洲育龄夫妇推迟育儿计划。另一个可参照案例是2003年非典疫情,北京地区出生率曾从2002年的6.6‰大幅降至历史最低点的5.1‰。考虑到新冠疫情对年初的影响会落在2020年,二季度起的影响主要落在2021年,2021年出生率数据可能会继续偏低。


第二个因素是育龄人口的代际下行。由于国内出生人数在1987年是一个高峰,19871990年之后曾出现两轮明显下行,这对应2017年后育龄女性人数的变化以及这轮新生儿人数的快速下降。


第三个因素是工业化-生育率悖论。这几乎是工业化国家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需要对这一过程的艰巨性有充分预期。比如韩国粗出生率已从1980年的22.6‰降至2018年的6.4‰,印度粗出生率已从1980年的36.2‰降至2018年的17.9‰,越南粗出生率已从1980年的31.9‰降至2018年的16.8‰(相当于中国1996年前后水平)。欧美下降较慢,但同样处于下行趋势中,美国197019802018年分别为18.4‰、15.9‰、11.6‰;德国同时段分别为13.4‰、11.1‰、9.5‰。


以总和生育率来看,1990年美国、韩国、印度、越南分别为2.11.73.63.62018年则分别为1.71.02.42.1。总和生育率显著偏高的国家,如尼日尔、索马里、刚果(金)、马里、乍得、安哥拉、布隆迪、尼日利亚,均属前工业化国家。


简单来说,第一个因素代表“生育条件”,属短期扰动,估计主要影响2020-2021年;第二个因素代表“育龄基数”,需要及时、迅速进行政策调整,否则下一个阶段压力会进一步加大;而第三个因素代表“生育意愿”,它作为一个全球难题的规律性被很多人所忽视。但恰恰是这种规律性意味着挑战会更大。它可能和一系列内生原因有关,如现代社会体力劳动边际回报率的下降、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上升、住房和教育成本的上升等,对新兴市场国家来说还有一个原因是流动人口比例偏高,年轻人会面临“打工-返乡-结婚-生子”、“城市就业-买房-结婚-生子”这样两种典型路径,均会导致婚育年龄偏晚,从而带来生育率的变化。


“工业化-生育率悖论”可能和几个因素有关:


(一)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生活目标更为多元化;

(二)是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随农业、手工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下降,体力劳动对家庭财富的边际回报下降;

(三)女性的人格和职业更加独立,劳动参与率上升;

(四)住房、求职和教育成本上升,导致生育、养育的成本大幅上升。

(五)养老体系逐步形成,养子防老的功用下降。


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来说,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流动人口比例偏高,年轻人会面临“打工-返乡-结婚-生子”、“城市就业-买房-结婚-生子”这样两种典型路径,均会导致婚育年龄偏晚,从而带来生育率的变化。还有就是女性劳动参与率尤其偏高。


所以,出生率和生育率下降具有内生性,对这一过程艰巨性要有充分预期。


从这个框架去理解,要影响人口曲线,一则要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二则主要还是有针对性的瞄准“工业化-生育率悖论”,比如通过一系列组合政策降低女性生育的机会成本;通过降低住房成本、教育成本、提升教育资源可得性来降低年轻人生养育的成本预期;通过更广泛的城市群建设,推动工作机会的区域多元化,降低因人口流动模式固化导致的代际晚育的现象。


政策似乎也已在框架上瞄准这两个方向。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实际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十四五”规划建议稿指出“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未来相关政策值得关注。


老龄化特征继续上升,65岁以上人口比重达到13.5%,上行速度也比上一个十年更快。从世界银行口径数据看,全球65岁以上人口比重大约在9.1%左右,高收入国家这一比例为18.3%,中等收入国家为7.8%。老龄化对经济结构、产业结构都会产生深刻影响。


普查的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达到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13.50%2010-2020年,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了5.44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上升了4.63个百分点。与上个十年的2000-2010年相比,上升幅度分别提高了2.512.72个百分点。老龄化进程有所加快。


本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口已有2.18亿人,较2010年的1.19亿大幅增长。和2010年相比,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8930人上升为15467人。这一点是“工程师红利”形成的基础。


本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拥有大学(指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218360767人,而2010年这一人口数为119636790人;拥有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的人口为213005258人;拥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为487163489人;拥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349658828人(以上各种受教育程度的人包括各类学校的毕业生、肄业生和在校生)。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8930人上升为15467人;拥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14032人上升为15088人;拥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由38788人下降为34507人;拥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由26779人下降为24767人。


核心假设风险:宏观经济变化超预期,外部环境变化超预期,政策去杠杆力度强于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