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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实:全球化的逆流与顺流

发表于 2022-08-18    来源于:程实

“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百年一遇的新冠疫情引致史诗级的供给冲击,既对全球化进程造成了沉重打击,也引发了全球化结构的深层变革。一方面,供应链瓶颈不可避免地造成商品贸易全球化的逆流;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加速进化则激发了服务贸易全球化的顺流。全球化的逆流与顺流,先是彼此交织,再又此消彼长,辗转腾挪之间正在将人类经济世界导向一种新的帕累托改善。我们认为,科技革命给服务贸易全球化的加成体现在两个维度:首先,大数据在不同空间状态下的可传输、可共享、可保存打破了服务贸易部门之间的空间壁垒;其次,疫情爆发推动了远程办公和人工智能技术在服务贸易领域的广泛应用,制度的认可和技术的成熟化将推动全球服务贸易拾阶而上。就中国而言,逆流带来挑战,顺流带来机遇,依托自身市场规模和数据要素禀赋,中国有能力、有机会在多个服务贸易领域形成新的比较优势。

 

商品贸易将由“低速全球化”向“加速区域化”方向演进。毫无疑问,全球新冠疫情爆发已经严重破坏了全球供应链系统。由于疫情导致全球劳动力出现短缺,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商品贸易价值链从生产、加工、物流到交付和零售各个环节均遭受了显著冲击。尽管供应链瓶颈较去年进一步得到修复,但在全球地缘危机的刺激下,供应链瓶颈的修复程度远未及市场预期迅速。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绝大多数遭受高通胀困扰的国家反复受到了来自耐用品的价格冲击,而耐用品通胀进一步渗透进入广泛的服务业价格。中长期来看,由于新冠和地缘风险带来的能源危机和地缘矛盾冲突加剧,全球商品贸易的“全球化”格局已经渐行渐远。实际上,在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商品贸易的全球化进程就已经放缓。这一点可以从美国,中国,日本和印度四国的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可以看出。这种变化背后实际反映了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垂直化协作分工模式因全球经济要素的结构性变化(如人口老龄化,自然利率下沉,全球贫富差距加剧等)开始逐渐瓦解。而本轮新冠疫情和地缘政治冲击则进一步实质性的加剧了过去40年来商品贸易全球化格局的逆流。我们把当前全球货物贸易市场的新变化描述为“低速全球化”向“加速区域化”的贸易格局演进。原来通过各个国家的要素比较优势对商品进行不同国家间的分工协作已经演变成了各区域(以中、美、欧为核心)发展各自独立且相互竞争的价值链体系。新的全球商品贸易格局势必造成商品贸易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交易成本整体向上抬升。

服务贸易将迎来新一轮全球化。尽管商品贸易的全球化格局已经放缓,但服务贸易全球化的机遇或许正在来临。具体来看,尽管疫情导致了全球餐饮和旅游等服务业遭受了严重的冲击,但根据Baldwin (2022) 最新统计,除了餐饮、交通和观光旅游,全球其他服务贸易(约占全球服务贸易的60%)近年来呈现加速扩张势态。实际在,在08年金融危机后,商业服务就已经出现快速全球化的扩张势态。2020年,商业服务在服务和商品贸易的占比已经攀升至20%。从服务贸易的主要输出国来看,除了美国、英国、爱尔兰、德国、荷兰、法国及日本等发达国家(该7国服务出口总值合计占全球服务贸易总出口比重约50%)。新兴市场国家中,中国、韩国、印度及东南亚等国(如菲律宾、泰国、越南)在全球服务贸易中的占比也在不断扩大。其中,2020年中国服务贸易占全球服务贸易出口额的比重已经攀升至5% (排在全球第6位)。从服务贸易所涵盖的范围来看,除了传统的交通运输和观光旅游,计算机,通讯和信息服务占据的比例最大,其次为管理咨询服务,研发服务、广告设计等。服务贸易取代货物贸易在08年金融危机后快速扩张,主要得益于全球新一轮的数字化革命。由于大数据,云计算以及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信息和数据可读取和大规模存储的深度市场化得到了政府和法律部门的准许,服务贸易因此能够通过即时的数据共享打破空间壁垒在全球范围内点对点的进行高效传输。数字共享的核心是信息共享,而信息共享即是服务业的价值创造所在。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如果未来全世界的服务贸易可以加速实现“远程劳动”,或许这将有助于改善部分国家间的收入不平等的状况,比如印度或巴基斯坦利用其在软件及通讯技术领域中的优势为英国通讯及金融业提供了大量线上劳动服务。对英国来说,这实际上可以被视为一种服务业部门的薪资套利行为。对巴基斯坦来说,一般在英国从事通讯线上服务人员一周的平均时薪为13英镑,这远高于大部分巴基斯坦本土工人的一周平均时薪水平,这意味着这些“远程劳工”一年可以获取超过19,000英镑的收入,而巴基斯坦人均年收入仅不到1500英镑。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从感知领域向认知领域和交互创造进一步深入发展,能够看到未来全球服务贸易会因为数字技术进一步加快全球化。

中国可在多个服务贸易领域开拓优势。随着远程办公和线上服务在疫情后逐步被广泛接受,越来越多的企业在文化上对虚拟化办公有了更加直接和普遍的认可,这使得新生代企业更加容易接受虚拟化办公或远程服务。然而,要想进一步加快服务贸易的全球化,目前仍存在一些制度和技术壁垒需要进一步被突破。比如在中国,如何对进出口服务进行征税,是否需要区别中间服务和最终服务以清晰税制安排。另外,尽管数字科技极大降低了服务贸易壁垒,但是人工智能在感知技术和交互创造领域仍然停留在初级阶段,若要实现在服务贸易领域更好的沉浸体验不仅仅需要大数据在传输、共享与存储等方面提供底层支持。同时,未来服务贸易需要依托数据在感知和创造层面破除更多的空间限制,从而增强甚至创造服务贸易中不同对象在不同空间中的交互和体验感。尽管从技术层面来看服务贸易的壁垒相比商品贸易更为复杂,但是服务贸易不局限于具体商品和物理限制,因此相比货物商品,在足够的数字技术支持下,服务贸易在理论上具备近乎无限的自由扩张的可能。以中国为例,在人口老龄化进一步加速的严峻现实面前,未来中国的服务贸易领域可能会看到更多来自新兴市场(如东南亚)的线上服务人员。这好比过去15年前大批从非洲来广州从事商品贸易海外劳动者,未来中国市场在软件开发,合规调查,文案设计,广告创意,住房服务,金融分析等诸多服贸领域,都将会吸引到来自不同国家或地区大量的线上初级办公人员。反过来,坚持对外开放政策,扩展服务贸易,让中国更多的服务业劳动者参与到国际服务贸易的市场中,这本质上也是拓宽就业路径的一种方式。参考欧洲就业市场,欧洲当前服务贸易岗位占到了欧元区劳动市场总岗位的三分之二。德国、法国、荷兰及爱尔兰等国近年来已经向全球其他市场输出了大量线上服务贸易提供商。这些服务均是立足于本土但提供不同领域专业化的远程办公服务。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发展服务贸易要比商品贸易更为重要。Freeman 2018)在对OECD国家的研究中发现多数OECD国家在加速步入发达国家的经济转型过程中,中间服务产品(服务投入)对GDP增长(总产出)的贡献会加速提高并是中间制成品(制造投入)平均的2倍。当前欧美主要发达国家中,服务作为中间产品占总体经济产出约是制成品的2-4倍。因此,我们认为随着中国在数字技术领域的弯道超车,中国市场依托自身制造业和商品贸易优势或可延伸并发展一批具有一定专业能力的服务贸易提供商。根据Baldwin Okubo (2022) 基于远程办公能力和自动化技术两个维度对全球服务贸易工作进行了分类评估,我们进一步结合中国当前的要素优势认为中国可以在以下服务贸易领域形成自己的核心优势(如下表所示)。